从北伐战争结束到“七七事变”爆发近十年时间内，国民党军队进行过若干次整编，每次整编后各部队均采用不同的编制。据统计，在这期间，国民政府竟曾先后颁布了9种陆军师编制(由于统计口径不同，也有6种之说)，这其中号称方案计划最合理、贯彻落实得最好的一个，就是陈诚多年后还在津津乐道的“民国二十四年版国军整编计划”。下面就依据陈诚在1945年口述、经其左右亲信人员记录整理而成的私人回忆资料，结合参考其他历史资料，试着回顾和分析一下他的这次整军活动。

“民国二十四年春，领袖（指蒋介石）为分期整理全国陆军起见，于武昌行营设立陆军整理处，调余兼任处长，综理陆军整理事宜。先是陈曾屡向中央建议整军，并主张为避免世人注目，不特设整理机关……然总以整军与中央各部院有直接关系，另设机构恐于输上诸感不便，以是心实惴惴，但亦只唯力是视耳。”——摘自陈诚私人回忆资料

民国二十四年，也就是1935年，国民党政府早已经在形式上统一中国多年，对于军队的整编也进行过多次了，为何还连个正规的整军机构都不好大张旗鼓地设立？甚至当时在“蒋委员长”那里红得发紫的陈诚接受这个任务时都“心实惴惴”，落实起来也给人一种偷偷摸摸的感觉呢？其实道理很简单：这个事情太敏感，落实起来难度也太大，因为要去触动各个地方实力派的命根子——军队。

陈诚

国民党军是一个庞杂的军事集团。在其初创时期虽然强调了要以“党军”为核心，但其主要部队大多是从军阀部队演变过来的，政治基础都非常差。北伐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军大致形成了九个大的派系和集团，分别是：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军系，以冯玉祥为首的西北军系（亦称国民军系），以阎锡山为首的晋绥军系，以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为的桂系，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系，以李济深为首的粤系和西南地区的川军、滇系、黔系等。其他还有依附于中央军、西北军、晋绥军、桂系军等大派系中的小派系，如湘军、赣军、鄂军、闽军、青马回军、宁马回军等等，可谓系中有系，派中有派，不胜枚举。据《中国国民党军简史》载，至1928年底，蒋介石的中央军系统（含嫡系、半嫡系和旁系部队）扩大到55万人，西北军、晋军和桂系部队也分别扩大到50万、28万和30万人，再加上其他各派系军队，当时全国正规军至少有250万人。

除了中央军之外还存在如此众多的军队，在消耗了巨大的国家财力的同时，更成为蒋介石的心头大患，于是整编军队就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这既可以削弱其他军阀的实力，又可以精锐自己的嫡系部队，所以国民党军的整编工作早在北伐胜利后即展开了。1928年8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通过了《整理军事案》，1929年1月召开过全国编遣会议后即开始着手实施。但是，整编各路诸侯的部队，简直比挖各个军阀的祖坟还令他们恼火，其结果就是直接引发了蒋介石与桂系、冯玉祥、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之间的中原大战，这场规模空前的军阀大战因东北军入关支持蒋方而使得中央军获胜。

中原大战后，蒋介石以胜利者姿态重启军队整编计划，他令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组织陆军整理会议，由何应钦为主席着手调查全国军队之兵额、枪械、马匹，改编各新编之师旅。整理会议随即改订《陆军暂行编制表》，令各部队按照施行。这个“十九年编制”得到了较大范围贯彻，成为民国期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个正式编制。在此之后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时为止，在八年半的时间里，国民政府多次计划整军，又先后颁布了7种陆军师编制，分别是：“民国二十一年整理师”、“民国二十二年剿匪师”、“民国二十四年教导师”、“民国二十四年调整师”、“民国二十五年调整师”、“民国二十六年调整师”、“民国二十六年整理师”等。加之1929年推出的、相当于夭折的“民国十八年陆军师”，国民党军的这9次整编基本都是过程曲折延宕，进展踯躅，而以上9种陆军师编制，都贯彻得不彻底。以至于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时，当时中国规模庞大的陆军序列中居然出现了8种陆军师（计划中的“26年整理师”实际上并未编成）编制并存的奇观。究其缘由，国内战乱频仍自是主因，国民政府只是名义上的中央政府，诸多地方派系军队各行其事，军令、政令无法畅通，军队整编自然难以如期如愿进行。

中原大战前军阀割据情况

“我国陆军为数之多，固无详确统计。……军事学术既日益落后，战争工具尤异常穷劣，方之列强，几隔一世纪。……此该当时之实际情形，以故整理办法（整编的计划方案等）靡不针对事实，以期有利于改革而纠正之也”——摘自陈诚私人回忆资料。

作为蒋介石的心腹爱将、国民党军嫡系部队中的优秀将领，陈诚对当时中国旧军队的实际情况确实是清楚的，也确实急于解决这一问题，而对比当时国内军队建设水平与国外先进军队的巨大差距，他更是心忧无比，所以才会“屡向中央建议整军”，而且这时他发现了一个支持自己完成这一艰巨任务的得力外援——德国人。

当时中国的旧军队数量之多、质量之差、编制之混乱，确实令人叹为观止。陈诚将这归结于北洋军阀以来的天下混战局面，也有几分道理。他认为：“溯自袁世凯滥政以来，养成割据称雄，重兵自卫，不顾国家民族之痼习，因之虽有此庞大之陆军，而不参扫除革命之障碍”，“且年来战乱频仍，中央无整军之暇，各人存自满之心。”当时国家统一未久，国民党军除了上文所述派系林立、山头众多，矛盾交错、各怀异志以外，仅从编制而言，各师有编三、四个团的，也有由五、六个团组成的，甚至最多还有一个师下辖九个团的。这样的军队，不仅战斗实力各有不同，指挥运用起来当然也是困难诸多。再看训练教育，各地方军队多各自为政，不相统一，而且大多没有什么主义思想，所以用陈诚的话讲是“教育无重点，训练欠切实，以之内哄则有余，以之御侮则不足。”此外，更为致命的是各路诸侯顽固的门户之见，不论对内对外作战都以保存自己实力为首要。而此时，蒋介石凭借手中日益羽翼丰满的中央军数年间东征西讨，基本打服了各派新老军阀，此时再提出整编部队问题，各路地方实力派虽然心里明白他这是在削除异己，但也不太敢明目张胆地公开反对。

国际上则有重大利好——国民政府的整军计划得到了德国的大力支持。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在德国大选中获胜，出任德国总理，他“不无欣赏”地看到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与苏联交恶、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等行动和其坚决反共的立场与自己非常合拍，同时中国蕴藏的丰富自然资源（特别是如钨、锑等战略资源）和广阔的工业品市场，也正是德国复兴的重要便利条件，而且作为苏联的邻国，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有效的牵制力量和共同反苏的政治盟友，加之他上台之后废除了《凡尔赛条约》的种种限制，因此希特勒逐步加大与民国政府军事合作的力度，来华德国军事顾问的级别与规模逐渐提高，由原先带有遮掩耳目的私人性质而逐渐转为公开的官方援助。中德军事合作因此渐入高潮，不仅双方签署了《五年军事工业发展计划》，德国开始帮助中国建立军事工业，并在中国军事工业尚未建成前向中国提供军事装备，而且第四任德国军事总顾问、前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汉斯·冯·塞克特上将更是积极协助中国整军建军，提交了完善的《陆军改革建议书》，提出了以有限的物力财力，首先建立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小型核心示范武装，再分批分期完成全国60个师整编的长期计划。他认为中国有这样60个师的精锐常备军，就足以应付各种状况了（这也就是国民政府1930年代60个整编师方案的来源）。其实，早在1928年北伐胜利时，时任德国顾问团长鲍尔就向蒋介石提出《改组中国军队的备忘录》，提出改革中国军队的中枢指挥体系；继任团长格奥尔格·魏采尔将军则在1933年提出了《关于整理中国陆军的建议书》，重点是改革军官培养制度，使当时的中国军队完善步兵、炮兵、工兵、辎重兵、通信兵的专业培训，并推动中国装甲兵的发展进程；而真正推动中国军队改革的，则是汉斯·冯·塞克特将军和他的《陆军改革建议书》。蒋介石欣然接受了塞克特的建议，欲参考国情对当时中国的陆军步兵师进行现代化整编、改造。1935年1月24日（一说为26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在南京召开全国军事整理会议，军长以上将领及国民政府各院部长参会。此时，国民政府军火兵装进口也已经结束了多年来委托洋行采购的混乱历史，改由俞大维军工系统指导进口装备部队。凡此种种，无不意味着国民政府又一次大规模正式整军终于拉开序幕，据载当时仅开办费就拨付450万元国币，可见当局决心已下，义无返顾。1935年3月1日，国民政府在武昌成立了陆军整理处，陈诚被任命为处长，负责整理全国军队，着手进行整军事宜。

黄埔时期的陈诚

“余兼任陆军整理处长前，曾草拟《整理军事意见》《国防陆军整理方案》《陆军整理意见书之补充》《整理炮兵建设》等等，其中关于整军原则，则有各项思考……”——摘自陈诚私人回忆资料。

对于此次整军，陈诚确实筹划较早，思考多多，而且他的这个整军建军方案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极深的德国烙印。这是因为德国顾问团一直以不同形式存在于蒋介石周边多年，在此之前的国民党中央军系统中也已有德械部队，并进行了德军式的训练。所以他的这个计划，应该也是由德国顾问团帮助制订的、至少是参与制订的。此次整军总的原则为：“依国防之目的，统一编制，混合编成，按管区配置，集中训练干部”。计划在三至四年里参照德国常备军模式调整60个师，作为国防军的基干，于1938年度完成。凡未编练各师，均先照整理师编制，改四团制，有余或不足者互相裁补，这里的整理师性质应与当时各国预备师大同小异。这60个师又依照国防需要和财政状况分期整理编练，1935年先编练6-10个师，1936年再编练16-20个师，1937年编练20-30个师，1938年底前将其余部队编完。依陈诚本意，上述逐年整编各师可暂称为教导师，但是后来在实际操作中这些师则被分称为调整师和整理师了。为保证此整军计划得以落实，陈诚还申请国民政府军政部对编制、装备、人事、保障等进一步修订，并以军政部名义发布了整军五大原则：一是从国防需要出发，由中央统一和确定编制；二是减少大单位，充实小单位；三是增强部队战斗力，团以下单位力求健全；四是加强特种兵建设（包括炮兵、骑兵、工兵、化学兵、通讯兵、交通兵以及机械化部队等）；五是经常费不增加，人事和保障等工作一律依法规办理。

除了以上原则之外，据陈诚回忆当初自己本来还有一些更理想化的整军原则，只是限于当时条件，根本不可能实现。如：“就全国现有陆军，秉至公至诚之办法，分期抽选官兵，编成国防陆军”、“国防军薪饷之大部，就选取官兵原属部队之薪饷拨充之，以减轻政府负担”、“被编国防军之部队，其原有人员不裁汰一官，不遣散一兵”、“自颁布整理命令之日起，各部队之官佐士兵夫缺额，一律停止募补”等等。

“自陆军整理处将各整军计划编制拟定颁布，并分别派员点验后，即实施整编，并成立军官教育团，以为训练干部及收容编余军官之需。……至二十五年三月上旬，各受编部队均已整编完竣。……因原拟配属之教导师未能如期编成，……至是，整军事实遂暂告一段落，以后则转入军政部时期矣。”——摘自陈诚私人回忆资料。

也就是说，从1935年3月1日，陈诚被任命为陆军整理处处长，至1936年3月21日其将相关事宜交割给军政部，他的这次整军工作历时一年零不到一个月。由于整编方案原则前期就基本出台了，他负责的具体“调整”事宜，首先就是要从全国近200多个陆军师中挑选出10个师进行第一批“调整”。这个差事并不好办，中央军嫡系部队当然是入列首选对象，但又不能不兼顾那些杂牌部队。毕竟不能落人口实，不然今后还有什么杂牌部队会为中央军卖命呢？出于这一“套路”，从第一批开始后的每一期调整师都会留出一至两个名额给杂牌军，以堵众军之口。

陈诚是蒋介石最受信任的将领之一

1935年7月，经过陈诚的“严格筛选”，第一批调整师应运而生，但因为德国现代化装备不到，无法照原计划编制整编，只得在编制体系和武器装备方面进行一些内部调整，等新武器购入再事增补，这也是调整师称谓的由来。调整师编制为2旅、4团制，另编有1炮兵营，人员编制1.1万余人。第一批入选的师有第2师、第11师、第14师、第25师、第36师、第57师、第67师和第87师，以上总计8个师。此外，还有教导总队和第2师补充旅，教导总队虽然也与其他8个师同步调整，但该部队全部按照德国陆军步兵师的编制编成，与其他师级部队全不相同。第二师补充旅其实就是钟松的独立旅，该旅本计划编师，但由于当时要在形势日趋紧张的凇沪方向担任警备任务，番号太大担心刺激日本人，所以这个调整师只好委屈地称为第二师补充旅，其实该旅根本就是一个师的实力，暂编成3个团。在这10个师单位中，教导总队不用问是蒋介石的看家部队，第11师、第14师、第67师属陈诚的土木系，第36师和第87师出自国民政府警卫军系统，第2师及补充旅和第25师源自黄埔军校教导团，这些部队都是中央军嫡系中的嫡系，而第57师则是孙传芳五省联军的余脉，因师长阮肇昌向陈诚“靠拢”而得以成为第一支入选的杂牌军。1935年10月，第二批10个师挑选完成，分别为第3师、第4师、第9师、第10师、第27师、第79师、第80师、第83师、第88师、第89师，这些调整师中的27师是西北军的老底子，也算给杂牌军的一个机会。

为了加快调整师的“调整”进程，国民政府派往德国的代表团于1936年5月连下订单采购了大批步兵装备，其中仅德式M1935钢盔就有22万顶，还有子弹盒600万套、步枪子弹1亿3000万发（其中3000万发为钢芯弹）、高射机枪120挺、37战防炮124门、37mm战防炮224门等等，这些订单大部分都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夕到货并拨给调整师各部，但也有因故而无法运抵的事例。根据陈诚的计划，1936年将又有两批计20个部队接受“调整”，但由于陈济棠和李宗仁于当年6月联合发起“两广事变”，导致国民政府不得不调兵南下平变；“两广事变”平息后，张学良、杨虎城又在12月联合发起“西安事变”，国民党军部队又都纷纷北调。这么一来，1936年度的“调整”计划被迫全部中止，甚至连陆军整理处也被裁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政府军政部直接担负起“调整”职责，军政部长何应钦的整军方略则是后话，与本文无关了。但是，至抗战爆发，国民政府原本计划调整的60个师，只有20个完成了调整，10个调整到一半，10个刚开始就夭折，后两批则再无调整可能。

陈诚整军并未收到预想效果

“抗日战争越迟发动越有利，因我可争取准备时机……假如目前发动，一定处于被动地位；如再迟一年，最低可以做到半主动地位，再迟两年发生，可以做到完全主动地位”——摘自陈诚私人回忆资料。

陈诚主持的军队整编工作进展还是比较顺利的，置身其中的许多部队将领当时也似乎看到了提高国民党军队战斗力的希望，一直参与设计整军计划的陈诚自己对此项工作当然也颇为自得，所以他才会于1936年底发出本段首的感慨。陈诚所期待的正是整军计划之完成——60个调整师完全编成及充实，甚至可以再将其“升级”为60个整编师，然而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让他及其后续的军政部整军计划不得不戛然而止。而不仅陈诚和当时的部分国民党将领对这60个师抱有极大期望值，甚至直至今日也有少数人认为：若全面抗战推迟到1939年爆发，德国顾问团帮助制订的国军整编计划就可顺利完成，国民党军似乎将具备与侵华日军全面抗衡的实力，届时正面战场上将不至于出现一败再败、一溃千里的惨状，抗战历史将有可能改写云云。虽然，历史没有假若。但是，如果真的编成了这60个师，抗战会出现另一种场面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首先，军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国家安全的柱石，军队的统一是国家稳定的基石，本不该有亲疏之分和嫡系与非嫡系之别。但国民党军是由中国各军阀部队整合而来的一支军队，派系斗争和内部矛盾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未曾停息。如粤军首脑李济深就曾如此评价蒋介石的所谓整军：“蒋介石裁兵若是天下为公，没有一个人反对的；若是天下为私，一定有人反对。把别人全部消灭，留着自己的军队，这种不公平的做法，万万要不得。”而国民政府历次整军的事实也证明：不论整理也好，整编也罢，并不是为了大量裁撤军队、削减军费、减轻人民负担，其真正目的只是为了强化中央军嫡系部队，扫平各路诸侯。否则，为何蒋介石搞了那么多次编遣、整编、整军，中央军嫡系部队却越整越多，数量也越来越大。陈诚整军的方案虽然是历次整军中相对合理的一个，一年间整军的效率也是较高的，但其实质却没有发生变化，他手中打理好的20个调整师，几乎都是中央军嫡系部队就是明证。所以，即使全面抗战没有在1937年爆发，也会有这样或是那样的因素出现阻碍整军计划的全面落实。

陈诚1948年出任台湾省主席兼台湾警备总司令，为国民党经营最后的落脚点

其次，陈诚的整军方案在实际操作上也存在着致命的短板——国民政府的钱袋子根本无力支持这个庞大的计划。由于旧中国兵工业极端落后，火炮等重武器大多依赖进口，按照1936年陆军整理处的计算，外购1个师属炮兵营需150万元法币，而陈诚整军方案的60个师至少要编配120个炮兵营，仅购建这些炮兵营就需花费法币1.8亿法币。此外，无论是山炮还是野炮，当时都需要大量的骡马驮载或挽曳才能机动。按平均每师3000匹马计算，完成整军计划至少需购置16万匹军马，这还没考虑马匹的日常损耗和汰换问题。按当时的市场价，最便宜的马每匹售价也在60元以上，考虑到军马的选用标准高于民马，仅购置这16万匹军马，至少就需1000万元法币以上的资金。也就是说，仅仅配齐整军计划规定的师属炮兵和马匹，就至少要一次投入法币1.9亿以上。这还仅仅是初始购置费用，并没有考虑日常维持费用。如果再加购置、更新其他武器装备，其花费则更为巨大。而当时国民政府的财力如何呢？1935年，国民政府的军费预算仅为2.9亿法币。也就是说，仅仅陈诚准备调整的陆军60个师的炮兵开销，就要干掉包括海空军在内的全国军费预算的近三分之二。而据《国民党军事制度史》，截止1937年4月，已经完成一系列整编的国民党军，除去云南、新疆地区以外，全国陆军尚有193个师（含10个骑兵师）。所以，说陈诚的整军为纸上谈兵可能过甚，但是以当时国家的物力财力，绝对无法支撑完成他的整军大业。

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合理制订军队的编制是一门严谨的科学，它的意义在于整合各部队、分队的战斗力，捏成一个强有力的拳头，使之形成合力，达到1+1>2的效果。同样的编制，在不同的作战环境和不同的对手面前，发挥出的实际效能可能相距甚远，这就要求统帅部在制订部队编制时，不但要有针对性地考虑到潜在对手的情况，而且要根据自身的情况“量身定制”。陈诚在德国顾问团帮助下制订的大规模整军计划，完全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情况，纯属“镜中花、水中月”，即使是抗战延至1939年爆发，该计划也根本无法完成。而即使是如第88师和教导总队这些“德械师”，作为嫡系中的嫡系，精锐中的精锐，非但编制未能完全落到实处，训练则更是远远不足。所以抗战初期，虽然这些“德械师”的官兵浴血报国，在战场上表现出大无畏的勇气，付出了重大牺牲，但其战场表现和取得的战果并不能让人满意，更看不出陈诚“调整”的高明之处。因此，幻想仅凭编练60个师就能取得对日作战完全主动地位，只能说明陈诚及其所代表的国民政府“既不知彼，也不知已”，其整军计划不仅没有考虑到中日两国综合国力的客观差距，也没有立足于战争长期化，更不懂得发动全民抗战，故而根本不可能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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