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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播学的角度，“咏”这一独具特色的传播手段构成了节目形态最大的本土化创新：一方面，通过“和歌以诗”让原本曲高和寡的古诗词变成了当下的流行曲目，把对古诗词的文化理解融入到歌词中、曲调中，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提升了传播的效果；另一方面，对于音乐创作而言，经典的古诗词中极具音韵、律动的节奏、韵律为现代音乐注入了活力。如新生代偶像歌手王源在谈及节目对他的影响时认为，这种将古诗词融入音乐创作的形式十分有益。很多经典传唱人也表示将诗歌融合音乐创作是中国传统文化留给流行音乐的一笔财富。从这个意义上，“咏”这一传播手段不仅升级了节目形态，在广大观众间传播了传统文化，最为重要的是，发扬了“诗乐合一”的音律传统，让现代音乐与古典诗词相得益彰，互鉴共生，在文化传递和音乐创新上均到达了新的审美高度。

“流传”的文与化：推进传播功能的实现

电视传播是一种“次生口语文化”的恢复，是一种感觉、一种“言语-视觉-声觉”构建的公共会话。⑦从这个意义上，文化类节目建构的是一种基于视听表达载体的“公共会话”，它以通俗的电视视听语言，让观众参与其中，共同认识社会百态，交流情感、实现共鸣。施拉姆指出，所有的电视节目都有教育功能，⑧电视文化类节目兼具教育、审美与娱乐功能,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于《经典咏流传》而言，“流传”二字是制作方对于节目功能的期许。

通过“和诗以歌”的形式，节目的创新实现了如下的文化功能：第一，实现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转化，影响广泛。数据显示，《经典咏流传》（尤其是第二季最新开播）引发全网跟进，形成现象级传播。节目微博话题阅读量超16.2亿，百余家有影响力的主流媒体跟进覆盖4亿用户，海外媒体报道链接达790条，曝光量超3.63亿。⑨第二，节目受到各个年龄层受众的喜爱，《苔》《墨梅》《春夜喜雨》《明日歌》《长歌行》等实现了刷屏式传播，通过青年偶像的传唱，以流行音乐的形式让诗歌文化真正融入青少年的认知和生活中。第三，通过诗词与音乐的形式，节目传达了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家国情怀、奋发有为等精神气节和风骨。如张卫健与中国地质大学国防生咏唱的《从军行》歌颂了铁血战士的家国情怀，彰显了节目的主流价值引领与意义共享功能；巫漪丽的《梁祝》传达中国古典爱情的美好；王俊凯的《明日歌》表达中国少年惜时奋进的风貌；由警察夏鸿鹏和女儿夏雨霏演唱的《小松》表达深厚的父女情谊以及父母对儿女的期待等。藉此，节目实现了传播功能，实现了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播。第四，文化的流传不仅跨越了不同的年龄层次，也跨越了国别。在节目中，罗杰斯姐妹、威斯康星大学古典文学博士克丽丝叮都是中国文化的爱好者，诗词文化已经走出国门，成为在世界范围内的交流使者。如克丽丝叮在演唱《梦蝶：一百万个可能》时谈到对于中国古典文化的认同，认为西方哲学也深受庄子哲学的影响。

节目：构建传播主体与受众的价值共鸣

文化类节目本身带有人文价值和情感传播的维度：一方面，它有机地将电视的教化属性和商业属性统一于人文属性，通过“视界融合”的双向建构,实现价值观念的重塑。⑩另一方面，“诉诸情感”“情感传播”历来是电视人文节目的传播特质,但在积极情感日渐消弭的“后情感社会”,电视诵读类节目的情感类型学开始清晰,从过去单向度的“抒情传统”转向场景化的“叙事传统”,以“文字性口语”抵达“情感共同体”的范式重构。传统文化类节目通过创新和融合发展，不断实现着主客体之间的价值传递与情感共鸣。

《经典咏流传》的传播者主要包括主持人、点评嘉宾、经典传唱人；节目的受众除了现场的观众，还包括网端观众、二次传播的潜在受众等更为广泛的群体。节目经由来自不同行业、不同年龄层次的艺术家、偶像明星、歌手乐队、普通人等，通过主持人的主持词、嘉宾的故事叙述、经典传唱人的现场演绎、音乐家的点评，结合自身的知识结构、认知体系、文艺感知，将经典诗词转化为故事、歌曲、对话，传递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看法、感受。节目力图选取符合现代价值观的经典传唱人和品鉴点评嘉宾，如老一辈艺术家、中青年人气偶像、国外中国文化爱好者、普通人，去传唱诗词中的深厚底蕴和情感，或是爱国爱家、或是弘毅果敢、或是友善敬业，通过这些实现与受众的情感互动；又如点评鉴赏团的嘉宾——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康震通过旁征博引的点评，传递传统文化与知识的魅力，廖昌永从作曲、音乐的角度给予点评，力图打通现代音乐与传统文化的联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