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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场演出被迫推迟，订购的80支欢迎玫瑰也放到冰箱里保鲜。而中方演员只睡了几个小时就马上投入演出。第一个登场的“大傻杨”以一段“数来宝”亮相后，雷鸣般的掌声立时响起。当时，于是之、英若诚、郑榕和蓝天野等一众演员站在大幕后，此前心中的忐忑和长途奔波的疲惫，在这一刻烟消云散。

　　饰演康顺子的胡宗温后来回忆道：“剧组准备了一套谢幕方式，最多谢幕五六次，结果却20次、30次都没法从台上下来，谢幕比演戏还紧张，演员们不知道该怎么谢了。”

　　在演出过程中，克劳特始终待在工作间里，为观众同步翻译台词。他说：“当我建议大家用一只耳朵听翻译，另一只耳朵欣赏舞台上演员们的对白和音响效果时，观众都笑了。”

　　观众们的表现，正如《南德意志报》所言：“他们是那样地全神贯注，致使《茶馆》渐渐失去了它的异国情调，变得仅有咫尺之遥了。”另一家《莱茵—内卡报》的评价则更直接：“东方舞台上的奇迹。”

　　“穿梭在两种文化之间，让我的生活既丰富多彩又无可比拟”

　　回到中国后，克劳特在1983年编辑出版了《东方舞台上的奇迹——〈茶馆〉在西欧》一书（见图②，李强摄）。书中辑录了西方对《茶馆》的评论，并收集了中国导演和部分演员这次出国演出的感受，从不同角度揭示了《茶馆》在欧洲获得巨大成功的原因。

　　英若诚读此书后评论道：“翻阅着这本书，当初《茶馆》剧组访问欧洲时那些动人的场面又一一涌现在眼前：观众的热烈鼓掌，同行们发自内心的赞扬，普通欧洲老百姓对新中国真挚的友好感情，经过这三年的时间，仿佛更真切了。”

　　在《茶馆》赴德演出后两年，曼海姆民族剧院携反映二战反纳粹主题的话剧《屠夫》来华演出，克劳特同样参与其中。至今，他还保存着《屠夫》1982年来华演出时的海报、节目单和媒体剪报。毫无意外，演出受到广泛好评，该剧随即被翻译引进，从此成为北京人艺的保留剧目。

　　“话剧《茶馆》走向世界的意义甚至已超出戏剧范畴，它让国外观众产生了全面了解中国文化的想法。”《茶馆》之后，克劳特又陆续策划了包括黄永玉在内的多位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在德国举行特展，在中德之间搭建起文化交流的桥梁。

　　这也改变了克劳特的生活，他娶了中国妻子，在中国长期居住、生活，至今已有40年。中国飞速发展的40年，克劳特体会尤其深刻。他说：“中国每天都在变化。在这个充满活力的国家，我从不觉得自己老了，因为我每天都可以看到学到新东西，同时亲手创造出新的东西。穿梭在两种文化之间，让我的生活既丰富多彩又无可比拟。你接受了不同的文化，便能从中汲取营养，我们很富有。”

　　克劳特一边说，一边打开微信朋友圈，向我展示他刚刚分享的诗歌，是德裔美籍作家塞缪尔·厄尔曼的《青春》：年岁有加，并非垂老，理想丢弃，方堕暮年。

(责编：冯粒、袁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