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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美国一些人容不得一个富强的中国，对中国的发展势头如鲠在喉、心怀忌惮，把我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进行全面遏制打压，客观上为反华、遏华的极端思潮提供了庇护所。

经历了40多年的冷战，美国习惯了一个有敌人、有对手的世界，一部分美国政客沉溺于冷战思维，总是在制造对手、寻找想象中的敌人。苏联解体后，美国曾把多个国家视为战略对手或潜在敌人，中国一直位列其中。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在发展自己的同时，也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与此同时，中美力量对比我长彼消态势日益突出。美国一些人不愿意看到中国强起来，处心积虑打压我国发展，企图保持美国对我国的战略优势。在他们眼中，中国是在美国接触政策的“帮助”下才使得国力蒸蒸日上，而中国却没有发生美国所希望的那种质的变化。因此，他们认为美国“以触促变”的政策失败了，提出应该果断采取措施，“防止中国继续通过接触从美国获取不对称的好处，对美国国家利益构成威胁”。

在这种“制造对手”的思维下，很多正常的中美人文交流活动被看成是中国政府主导或推动的旨在“强制、腐化和渗透”美国政治与社会的恶意行动。有的智库报告污蔑称，中国针对西方民主国家使用所谓的“锐实力”扩大政治影响。2019年5月15日，参议员科顿等人向美国国会提交一项法案，要求禁止向在中国军事研究机构工作或受其赞助的人员签发赴美签证，以降低所谓的“美国安全风险”。就在同一天，白宫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禁止美国企业使用对国家安全构成危险的公司所生产的电信设备。联邦调查局长称中国是美国反间谍活动的首要目标，目前美国56个办事处都在调查“中国间谍”。

其次，美国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遭遇困境，一些政客对美国霸权地位的相对削弱感到焦虑，为转嫁国内矛盾、鼓噪反华遏华提供了社会心理条件。

冷战后，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转向以里根经济学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严重的财政赤字压力。90年代以来，美国通过发展信息产业、进行金融改革等措施，一方面提升了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形成经济金融化、产业空心化，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大量向海外转移，本土大量流水线操作工被机器替代。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受多重因素影响，美国严重的结构性失业问题日益显露，特别是“铁锈带”蓝领工人大量失业，生活水平大幅下降。美国长期的经济不平等造成了阶层固化、社会撕裂愈加严重，社会流动情况陷入恶性循环，社会经济问题成堆。

在内部问题积重难返的情况下，美国一些政客将其国内矛盾归咎为中国的发展，企图将责任甩给中国。面对美国民众长期累积的对政治经济生态的不满情绪，他们宣称是中国人夺走了美国人的工作，是中国人民过上了好日子导致了美国衰弱，为焦虑、愤怒、不满的人们制造出一个可供发泄的假想敌，引发民粹主义与冷战思维抬头。

再次，在美国两党政治纷争、三权分立宪政体系下，一些人试图将“反华”打造为新的“政治正确”，为麦卡锡主义的局部回潮营造了政治保守氛围。

现届美国政府在移民、健康保险等国内议题上，一直处于两党对立和政治极化的阴影中。通过塑造一个共同敌人来弥合内部矛盾，在某一方面达成跨越两党的共识，是美国平衡政党政治的重要手法。在与国家安全紧密相关的外交事务中，保守力量更是经常以“爱国”和“强硬”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来赢得生存空间。近年来，以美国白宫前首席战略师班农为代表的一批极端保守力量，将中国包装为“美国最大的敌人”，试图从国家安全等角度出发，将“反华”打造为新的“政治正确”。

从制度性设计来看，美国实行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国会是最高立法机构；在国会两院中，参议院的权力更大，参议员可以充分利用其权利特别是议员豁免权，得以肆无忌惮地进行政治诽谤而不负法律责任。2018年，卢比奥、科顿等参议员在美国国会要求清查中国政府在美国的“代理人”，限制所谓中国对美国媒体、智库、大学等施加政治影响的“长臂”。这部分美国政客代表极端保守政治力量，他们基于获得更大政治空间的野心，极力将中国塑造为美国国内问题的“替罪羊”，本质上是麦卡锡当年政治图谋的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