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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激化到如此地步，突尼斯反对派、民主进步党总书记艾哈迈德 沙比则登场了，他呼吁本 阿里“立即下令停火以免伤及无辜，并要尊重民众的示威权利”。美国也对突尼斯采取“镇压”手段应对国内骚乱的行为表示了谴责。1月14日，本 阿里带家人出走沙特，由总理格努希行使总统职权。

　　张国庆认为，发生在突尼斯的“颜色革命”，和今天的香港最为相像。在今年的香港暴乱事件中，当特首林郑月娥召开记者发布会，宣布暂缓修例后，有一名叫做梁凌杰的男子便从金钟太古广场门外的一处工棚顶部跳了下来。消防员迅速上前救他，梁凌杰经抢救无效死亡。梁凌杰自杀后的第二天，香港就爆发了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者举着梁凌杰的雨衣作为标志。

　　“这类自杀事件屡屡被‘颜色革命’的推手们所利用。”张国庆说。诱导自杀或背后打黑枪是‘颜色革命’的惯用手法，每当政府试图平息事态时，这种意外死亡事件总是会“恰到好处”地使事态升级。通常，幕后黑手选定的自杀目标为身处社会底层的贫困人民。这些人本就对生活不满，被美国洗脑后，便完全被操控。他们往往会夸大宣称遭受了暴力执法，从而激起民众的同情和愤怒。

　　果不其然，就在突尼斯自焚事件发生后不久，它的邻国阿尔及利亚、毛里塔尼亚、埃及也相继出现了自焚事件。2010年1月17日，一个叫做阿卜杜 阿卜杜勒 哈米德的小饭馆老板在埃及议会大厦前试图自焚。他将汽油浇到全身并点燃自己，随后赶来的警察迅速将他身上的火焰扑灭，并将他送往附近医院救治。同一天，一个40岁左右的毛里塔尼亚男子在总统府官邸前自焚，抗议政府虐待他的部族。他将自己反锁在汽车内，用汽油浇遍全身，然后点燃自己。安全人员和路人敲碎了汽车玻璃，将他送到附近医院治疗。19日，阿尔及利亚又发生两起自焚事件。一名妇女用易燃液体将自己淋湿后在市政厅前企图自焚，后被一名政府工作人员制止；一名35岁的男子在另一个市政厅前自焚，烧伤严重，生命垂危。

　　自焚事故让原本平和的抗议变成了全国的大暴动，最终造成局面的不可控。突尼斯小贩的那一把火点燃了整个阿拉伯世界，引发了“阿拉伯之春”。美国及西方国家一片欢呼，宣布伟大的西方民主模式降临到了阿拉伯世界。而事实上，“颜色革命”的代价十分沉重。突尼斯在“颜色革命”后经过了数年转型，结果是通货膨胀率、政府负债率和货币贬值速度呈“滚雪球式”攀升。很多年轻人失业无助，参加“伊斯兰国”的人数是阿拉伯国家之最。其他“阿拉伯之春”涉及的国家，一个个皆是政治混乱、社会失序、经济动荡。更为严重的是，恐怖组织渗透，极端组织生长，犯罪率逐年增加。西方推崇的所谓“民主化”，并没有给阿拉伯国家带来繁荣稳定，反而导致更严重的政治腐朽和经济恶化。

　　世界卫生组织前总干事、全国政协常委陈冯富珍在参加8月7日国务院港澳办和中联办举办的香港局势座谈会时，面对采访数度哽咽，说了一番很动情、也很有力量的话：“香港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时代。我在香港出生、成长、工作，然而离港十几年再回来时，真是不认识香港……我在世界卫生组织工作了十几年，所见到的外国‘颜色革命’没有一场有好结果，给当地民众留下的只有重担和灾害。而某些人想要搞乱香港，在香港搞‘颜色革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误判。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香港是中国的香港。中央政府，包括14亿广大的中国人民和700多万香港人民，绝不会让‘颜色革命’在香港成功。”

(责编：白宇、岳弘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