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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特朗普任内美英“特殊关系”是否会“终结”的命题，其答案取决于“终结”的标准是什么？如果衡量是否“终结”的标准是美英在国际舞台上是否还会继续进行战略合作的话，则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今后美英仍会在国际事务中的某些领域进行战略合作，例如当前两国在打压伊朗石油出口问题上的默契与合作。当然，是否还进行战略合作并不能作为衡量美英是否继续维持两国“特殊关系”的充分条件，因为与美国并无“特殊关系”的法国就积极参与了美国对叙利亚军事打击行动。

如果衡量美英“特殊关系”是否“终结”的标准是美英两国会否像冷战时期那样在全球各类反苏行动中密切配合、相互支持、亦步亦趋，如两国在1950年共同出兵朝鲜、1979年共同反对苏联入侵阿富汗，1982年美国不惜开罪阿根廷和拉美国家而支持英国打赢马岛战争，以及冷战后英国无条件出兵支持美国打伊拉克、南联盟和阿富汗，则可以说美英“特殊关系”正在走向“终结”，即美英“特殊关系”将“下降为一般的国与国关系”。这种情形下，美英关系将如美国与法、德等国关系一样，两国在国际事务中虽然不一定会亦步亦趋，但也不排除在某些议题、某些场合进行战略合作，但这种合作不过是“一般的国与国”合作，无涉所谓的“特殊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以分析各国文化关系为宗旨的英国“不列颠协会”（British Council）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对英美两国如何拥有“共同的关切”“共同的价值”以及两国间经济、社会与文化联系如何广泛深刻、两国民众间如何“相互有吸引力”等进行了分析，并认为这些构成了维护英美“特殊关系”的文化与社会基础。同一时期，美国驻英使馆发布的一份文件也强调“共同的语言、价值、民主体制”及经济政治联系与人员往来等是美英“特殊关系”的基础，与前述“不列颠协会”报告的逻辑完全一致。所不同的是，英方报告特别强调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而美国驻英使馆文件只提美英“特殊关系史”。 2019年5月，美国国务院发布另一份题为《美国与英国：双边关系数据》的文件，也宣称“共同的语言、价值、民主体制”及经济政治联系与人员往来等是两国关系的基础，但同样不再提及所谓美英“特殊关系”这一特定术语。

对照美英两国对美英“特殊关系”及其文化、社会基础的不同表述方式和不同侧重点，并联系到当前美英关系现状以及特朗普在2019年6月访英时只字不提美英“特殊关系”，不难看出，英国方面特别强调英美关系的文化、社会和价值基础等，是对英美“特殊关系”岌岌可危、企图挽救又无力为之的一种哀鸣；而美方作类似表述时，则表现出其对所谓美英“特殊关系”只是敷衍了事。因此，在判断美英“特殊关系”在特朗普任内是否会“终结”时，有以下三大因素须特别强调。

第一，美英两国确实存在共有的“文化认同”“历史与价值观”以及“共同传承”的“盎格鲁-撒克逊”血缘、语言与法律，这些正是丘吉尔提出英美“特殊关系”概念的重要依据。还要看到，从一战、二战期间的战略合作到二战后70余年的长期合作，美英已经积淀了长达百余年的合作资产、合作经验和合作“惯性”，也积淀了广泛的经济、社会联系。目前，美国依然是英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也是英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地之一，两国年贸易额超过1600亿英镑；两国互为最大直接投资伙伴，相互投资额超过1万亿美元；两国间有90天免签证协议，每年各有近380万以上的国民互访；两国间还有广泛的军事、战略与情报合作等。此外，两国在联合国、北约、欧洲—大西洋伙伴关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七国集团（G7）、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二十国集团（G20）等国际机构中也有合作基础，并且这种合作关系也会继续维持下去。因此，即使美英“特殊关系”走向“终结”，两国间仍然会维持“正常”状态下的友好与合作关系，甚至还能保持一定范围内的战略合作。短期内，人们很难区分这种合作是“一般的国与国合作”还是“特殊关系”条件下的特殊合作。这一点确实会增加判断美英“特殊关系”是否“终结”的复杂程度和难度，并会引起诸多复杂争论。

第二，美英“特殊关系”是二战时两国战时同盟关系的延续和发展，其重心是战略与安全关系、军事安全合作关系，因而使两国和平时期的合作关系具有战时军事同盟关系的特点，是一种英国学者巴里·布赞所批评的“超常安全化”现象。冷战时期，这种所谓“超常安全化”是一种蔓延全球的普遍性国际政治现象，当时国际社会以美苏划线，几乎所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生活都被纳入美苏冷战框架，用冷战对抗思维去思考和解决问题，这正是美英保持“特殊关系”、在和平时期长期保持战时同盟关系的另一特定背景。但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美英等西方国家仍然奉行“超常安全化”这种过时的国际安全思维与安全政策。美国在苏联解体后不但没有裁减军费和军力，反而不断扩军备战，其军费开支一度超过排名前14位的其他大国的军费之和，达世界军费开支的一半。正是这种“超常安全化”思维和政策导致美国在冷战后不断发动战争，把“9·11”事件这样一场“刑事犯罪案”当一场全球战争来打，为此打了一场历时10多年、耗费数万亿美元的全球反恐战争。可见，这种“超常安全化”思维与政策正是美英“特殊关系”在冷战后延续的重要背景。特朗普上台后奉行“美国优先”“经济优先”战略，减少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和干预力度，包括大范围“退群”，与朝鲜谈判并访问板门店，主张从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撤军甚至有意与俄罗斯和解等，集中力量拓展美国的经贸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区隔经贸关系与安全关系，打“贸易战”时六亲不认，甚至对其盟友英欧日韩加印等也不额外关照，开始有一种去“超常安全化”的国际思维。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去“超常安全化”思维使特朗普对于在和平时期维持美英之间带有战时同盟性质的“特殊关系”不会特别感兴趣，因而才会有意忽视、漠视美英“特殊关系”等种种举措。对于特朗普而言，“美国只与一个国家保持‘特殊关系’，这个国家就是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