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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开始进入全面商业化转型，市场经济使得贫富差距拉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企改革、工人下岗，打破了原有中国封闭的社会结构，私企涌现、城市扩张。人们不再被出生地束缚，纷纷涌向大城市。这种社会巨变带来了“外省青年”。外省青年改变了中国乐队的组成结构，上一代乐队主要构成是音乐世家子弟，这一代乐手“英雄不问出处”，大部分人都没有音乐背景。

　　而这一时期的中国乐队特征也只能用“无法概括”来形容。乐队风格多元化，自身特色鲜明，很难用某一类型音乐定义。比如，子曰和二手玫瑰乐队把中国曲艺和小品、相声元素融合到摇滚乐中，NO乐队带有艺术家气质，舌头、诱导社乐队则显示出了社会批判性。

　　到上世纪90年代末，全国的乐队已经呈现遍地开花之势，而且摇滚乐的各种分支流派如重金属、朋克、实验噪音等，都产生了各自的代表乐队，反光镜、新裤子就是90年代末活跃在北京的最早一批朋克乐队。那个时期张有待做了一档教吉他的节目《Anyone can play guitar》，影响了一批青少年学吉他组乐队。张有待做这个节目的初衷就是觉得中国应该有更多的乐队，十几岁的孩子都应该有个吉他，一起去唱歌。

　　张晓舟认为，这一时期的乐队最具独特性和创造力。但因为商业机制匮乏，有很多不为大众熟知，并且，有很多乐队的唱片制作水准不能体现他们的真实实力。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更为低龄化的乐队，在欧美被称作“Cutie”的青少年摇滚乐队达达、花儿以及五月天。时至今日，在“青年小伙子”等同时期乐队眼中，达达依然是当时最火的乐队，达达在2001年1月推出他们的首张专辑《天使》，在半年之内囊括了唱片发行以来的所有国内新人、传媒推荐大奖、最佳摇滚乐队等十五项音乐大奖。另一支乐队花儿被称作中国第一支未成年摇滚乐队，1999年，花儿乐队发行第一张专辑《幸福的旁边》，2002年登上美国《TIME》时代周刊。而同一年，海峡对面也诞生了一支影响力巨大的少年乐队，五月天。与花儿乐队的故事相似，五月天的成员也是学生身份出道，得益于live演唱的宝贵经历，五月天被滚石签下，成为当时风头正盛的摇滚乐队之一。

　　2000年末至今

　　“斜杠青年”模仿国外痕迹重 不再批判远离深刻

　　当进入新世纪，全球化形成，中国社会进入到手机、个人电脑占据日常生活主导的互联网时代。在这个时期，独生子女一代长大成人，成为社会消费的主力军。

　　在中国，这个阶段才形成了音乐消费，开始有了作为一种文化消费形式存在的音乐节。2009年，第一届草莓音乐节创办，迷笛音乐节开始市场化，Live House等演出场所大幅度增加。豆瓣、虾米等自媒体音乐平台发展起来，给李志等一批独立音乐人带来了发展空间。与此同时，乐器越来越普及，琴行大面积涌现，音乐教育发展迅速，更多热爱音乐的年轻人可以去网上学吉他、贝司、鼓。音乐版权在这一时期被重视起来得到保护，乐队开始登上《中国好声音》《中国好歌曲》《中国乐队》等电视综艺节目舞台。

　　全世界乐队都一样，很少人能用音乐来养活自己。新世纪乐手和“前辈”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他们不再把“乐队”当做唯一的生活支柱，他们是“斜杠青年”的一代。大部分乐队白天奔波在写字楼中朝九晚五，盘尼西林的贝司手熊花目前在某公司做运营工作；鹿先森的乐队成员中有结构工程师和建筑设计师；发光曲线乐队主唱薛染，在山东老家开了一个川菜馆养活自己。这些年轻人周末聚在一起玩音乐，做自己喜欢的事，周一再回到工作岗位上。

　　这一时期的乐队数量呈井喷爆炸式发展，百倍、千倍于前两个时代。“后摇”（POST-ROCK）开始走红，后摇是从摇滚衍生出来的一种音乐类型，最大的特点是几乎没有人声，没有主唱，完全靠乐器来演奏，注重内心感受、曲折的编曲、器乐细腻的编排，不像摇滚一样愤怒，而是带有一种无力感，更契合这一代年轻人细腻的内心感受，其中的代表乐队是惘闻乐队。

　　新一代年轻人的“丧”、“无聊”也被写进歌里，比如台湾的草东没有派对乐队。这一时期的很多乐队唱英文歌，他们的作品没有前两个时代乐队所呈现出的宏大命题以及批判性，但更注重内心感受。也因为这一代人获得的信息太多，作为信息超载的一代，模仿国外乐队的痕迹比较重。但在音乐审美、技术修养上，他们普遍高于前两代。享受了大学扩招的红利，这一阶段的乐手有很多都是上过大学甚至更高学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