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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他回忆，柏林墙的修建，中方事先并不知情，因为这是华沙条约组织内部做的决定。“我们是在第二天早晨才发现东西柏林之间拉起了铁丝网，不允许自由往来了。这是东西德之间斗争日益激化的产物，其背后是长期以来，西德利用经济上的优势，对东德大肆进行宣传和渗透工作，引诱东德高级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逃往西德。在封锁之前的几天，仅一天之内出逃的人数就达到2000人左右，其中多数是东德国有企业的技术骨干和管理人员。这令东德经济犹如‘大动脉出血’。东德统一社会党在与苏联领导人商议之后，做出了建墙决定。开始是拉铁丝网，后来慢慢地建墙。柏林墙的修建经历了相当长的过程，越建越高，越建越厚。我那时正好在驻东德使馆工作，得以目睹这一切。1988年，我出任驻西德大使。1989年东欧剧变，东德社会动荡，出现了大规模示威游行，苏联内部也出现了问题。这就是东西德统一问题提上日程之前的整体形势。”梅兆荣回忆。

1989年11月9日傍晚，大柏林市委第一书记沙博夫斯基举行记者招待会。快结束的时候，突然有个人塞给他一张字条，他随即宣告：党中央决定，准备开放柏林墙。记者马上就问，什么时候开始？他想了片刻就说了句“现在就开始吧”。老百姓从广播里听到这个消息后都往柏林墙的检查站冲去。边防军说没有得到通知，不让通过。群众指出广播电台已经权威宣布了。边防军一听果然如此，士兵就没办法阻拦了。柏林墙于是就这么开放了。东西两边的人连敲带打，有的把墙体敲下来做纪念品，后来索性用大工具把柏林墙整块地拆除，只留下一公里的墙体作为纪念。“那时我在波恩当大使，虽然不在东柏林或者西柏林，但从电视上看到了整个过程，后来也去西柏林实地考察了一下。”

1972年8月18日-9月29日，中、西德在波恩进行建交谈判，左起第二位是梅兆荣。

（图片由梅兆荣大使提供）

参加中、西德谈判 破解建交难题

中国和西德是在1972年10月11日建立外交关系的。建交谈判公报只有一句非常简洁的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于1972年10月11日决定建立外交关系并在短期内互派大使。这可称是中外建交公报中最简短的一个。但为了达成这个简短的公报，中德双方在波恩前后进行了八轮谈判，历时一个多月。而通向这次谈判的道路更是漫长而曲折。梅兆荣在访谈中讲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

梅兆荣回忆，1963年，西德政界提出利用中苏关系破裂拉近与中国的关系；而实现了“经济奇迹”的西德经济界也萌生了开辟中国市场的欲望。于是便有了1964年西德外交官与中国驻瑞士大使馆进行秘密接触之事。然而，由于西德方面有人故意走漏消息，美国约翰逊政府得知后对西德施加了强大压力，迫使艾哈德总理发表声明称西德无意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或签订贸易协定，也无意采取主动行动。中国和西德第一次外交接触就这样夭折了。

到了70年代，随着美国的尼克松总统决定打开通向中国的大门以及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中国和西德建交再次迎来机遇。梅兆荣回忆说，西德勃兰特政府在1969年上台后曾给中方传话，表示愿意将对华关系“正常化”。但种种情况表明，勃兰特政府当时慑于苏联不悦，影响其“新东方政策”的实现，所以内定了“先苏后华”的顺序，就是要在东方条约落实之后才同中国建交。可见，当年西德在与中国建交问题上，先是受制于美国，后又受到苏联的影响。直到1972年，美国改变了对华政策，东方条约也已获批，而1973年西德要加入联合国，需要中国的支持。因此，直到此时，西德与中国建交的时机才成熟。

梅兆荣说，中、西德建交谈判一开始是比较顺利的，德方同意中方的建交公报建议，但随后却提出了西柏林的地位问题，要中方同意西德政府对外代表西柏林及其居民的利益，并就此签署一个议定书。当时，西柏林地位问题是以苏联和东德为一方同美英法和西德为另一方之间一个复杂的争议问题。因此，中方指出，西柏林的特殊地位问题不属于中德建交谈判的内容，更无需签署什么文件，但“今后在涉及到具体问题时，中方将会注意到西柏林业已形成的状况”。德方对我表态的最后一句话表示“满意”，但仍坚持要签订书面文件，以便向议会交待。在几个来回交涉无果之后，德方只好后退，建议在双方草签建交公报时，由德方宣读中方上述表态的实录，中方不表示反对。当然，中方表态的实录事先须经中方审核认可。就这样，中、西德建交谈判终于顺利完成。

中德关系将在合作与竞争的激荡中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