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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存在其他的研究趣向。一本《申报》史的专著中也提到了史量才以治史的态度办报，以及他追求独立自主的精神。还提到了章太炎所写的《墓志铭》，但没有使用“史家办报”或“史家精神”加以概括。[11]另有一本专著虽然延用了“史家办报”与“史家精神”，却表现出来强烈的批判意识，作者看到了《墓志铭》中的曲笔，并认为史量才思想已经超越了所谓的资产阶级局限性，他本人已“成为了最广大的民间社会良知的代言者”。[12]

有学者认为，“史家办报”是中国资产阶级办报的“主导思想”，这是广义上来解释“史家办报”的。[13]在该文所列出的资产阶级报人的代表人物中，梁启超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章太炎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史量才为“爱国民主人士”，他们都主张“史家办报”。在稍后的一篇文章中，该学者还将“史家办报”与“政治家办报”并列，似乎认为“政治家办报”是中国无产阶级办报的指导思想。[14]该文从近现代新闻人才观变迁的角度，认为“通才办报”侧重于新闻工作者的业务素质，“史家办报”侧重于道德素质，“政治家办报”侧重于政治素质，这样说也有一定道理。但将“政治家办报”与“史家办报”割裂开来，则显得有些勉强。梁启超是不是“政治家办报”？李大钊有没有“史家办报”思想？“文人办报”（或“士人办报”）又该怎么说？“史家办报”思想要求报纸做到真实、客观和公正，这也是新闻工作者应遵循的基本准则，但这些准则往往不易做好，那就更谈不上超越了。

对“史家办报”与“史量才”的研究，2006年之后明显增多，大约到2011年前后达到峰值。2006—2007年间，还出现了几篇硕士论文。其中稍早的一篇这样谈“史家办报”——史量才姓史，加之主张“以史自役”，因而章太炎将他的办报方针称为“史家办报”。[15]袭用旧说。另一篇则认为，“史家办报”的说法是由梁启超最早提出的，史量才为其集大成者。[16]稍后的一篇将史量才的新闻思想分为“史家办报”精神与自由主义新闻思想两部分，前一部分参考了宋军的《申报的兴衰》与张允若的论文。[17]

较新的一项研究将“史家办报”与“史家”办报相区别，有些新意。作者承认史量才主张并实践着“史家办报”的思想，但同时又具有鲜明的史氏风格。不了解后者，便不能客观而完整地解读史量才。[18]

总之，“史家办报”思想是史量才新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他继承了前人的思想，吸收了中外新闻思想的丰富营养，同时在诠释“史家办报”思想时有所创新，确有其独到之处，当然也有其局限性。可以说，“史家办报”思想有着深厚的本土渊源，在中国近代新闻学确立的过程中，曾具有较为广泛的影响，甚至一直影响至今。

自“史家办报”一说提出，三十年来相关研究成果是不少的，但整体而言，进展却不大。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最新的一本新闻传播学辞书⑤与《宣传舆论学大辞典》的相关解释，就一目了然了。

由于“史家办报”之说源于一次错误的文本解读，且易于引发歧义，我们建议学界谨慎使用。一定要用的话，可改为“史家精神”或“良史精神”，我们倾向于使用“良史精神”。

[本文为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新媒体环境下中国媒体新闻传播创新研究”（16JJD860003）的阶段性成果]

注 释：

①《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第1版为1994年3月，第2版为1998年3月（第1版第2次印刷）。《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所引“胡太春：《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未标出具体版本，但《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大约完稿于1990年（钱辛波序作于1989年3月，余家宏序作于1989年1月，方汉奇序作于1988年12月）。《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第1版为1987年7月（商恺序作于1984年8月，方汉奇序作于1986年7月），第2版为1994年7月（第1版第2次印刷），《再版后记》中特别说明：“由于作者从事实践工作，未能对该书作进一步的修改与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