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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口年龄结构相比，人口的族群结构或种族结构的变化，可能对一国的社会融合、政治稳定与对外政策具有更直接的影响。美国1970年只有10万穆斯林人口，现在则有1000万人以上。生活在欧洲的穆斯林人口更是超过了5000万。据美国知名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估计，2016年全球人口为75亿，到2060年将达到96亿，其中穆斯林人口将从占全球的24％上升到32％，与信奉基督教的人口所占比例持平。穆斯林人口的快速增长引起了西方很多政治家和社会人士的关注，这也是特朗普上台不久便颁布“禁穆令”的主要原因。今天，面对新生婴儿一半以上已经不再是欧洲裔美国人的事实，考虑到五年以后20岁以下人口中一半以上为非白人这一趋势，特朗普坚持在美墨边界“修墙”以阻挡墨西哥人进入美国也就不难理解了。族群冲突的极端情形便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所关注的议题——文明冲突。在《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这部著作的最后一章，亨廷顿设想了下一次世界大战将在什么地方开打以及交战双方。据他推测，下次世界大战将爆发于南中国海，对阵一方是基督教大家庭中的美国，另一方是属于东方文明的中国。在美国的盟友中有菲律宾，还有俄罗斯；日本先是保持中立，然后与中国一起对美作战。让人感到忧虑的不仅是亨廷顿的逻辑，更是不久前把中美战略博弈定性为“文明冲突”的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

二、国际大变局对亚太区域合作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百年变局对亚洲来说，既意味着机遇也意味着挑战。在大变革时期，亚洲对未来世界格局以及人类发展负有非常重要的责任。就亚太区域发展与合作而言，东亚主要国家同样面临很多机遇和挑战。目前中美经贸关系出了问题。两个这么大的国家，其中一个是实力迅速上升的国家，一个是既有的超级大国，它们之间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分歧、摩擦，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冲突，都是再正常不过的。这需要时间由两个国家去慢慢化解。

在这种大环境中，身处东亚的中国和日本至少可以做几件事，以便帮助本地区最小化中美两国贸易摩擦带来的负面影响。具体说，两国可共同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谈判进程并尽早达成协议，以减缓或对冲保护主义逆风带来的不利后果。

中日两国可以联手的另一件事是推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目前看，进一步达成高水平的自贸协定有难度，但可否考虑三国先签订一个较低水平的中日韩自贸协议，以显示我们对贸易自由化的支持态度，至于那些政治敏感度高的内容，比如农业问题等，可以先搁置起来，暂时不去触及。不久前我曾和日本外务省官员谈到，中日两国可以先在工作层面建立起某种非正式的官方或半官方经常性交流渠道，在双方充分沟通并达成共识的地方，而后可升格为正式或官方的合作谈判。（文字整理：叶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