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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绥日报》的社论充分利用日报的标题语言来强化办报思想和编辑理念，它凭借独特的语言风格吸引了大量读者。《晋绥日报》注重国内外事件的报道，同时也注重社会舆论，体现了一定的语言风格。

1.通俗性

通俗是地方性报纸应该具备的重要特征，报纸的价值就在于让读者更快捷地捕捉重要信息。相较于《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晋绥日报》的语言更加通俗易懂，让人容易亲近。本人所查阅到的《晋绥日报》的社论当中大量使用通俗化的口语进行编辑，很少使用晦涩难懂的文言词汇，这大大拉近了编辑人员和受众的距离，也使晋绥边区老百姓能够迅速理解党和根据地的大政方针以及政策走向。如：《抓紧时间发动有组织的秋收运动》（1940年9月28日）、《火速进行春耕准备工作》（1941年2月22日）、《及早准备春耕》（1942年1月29日）。《庆祝以后应该怎么样》（1943年3月4日）、《把进犯的敌人打出去！》（1944年10月31日）、《战胜旱灾的危害》（1945年5月31日）等。在内容方面，如“第二，有些意识落后的战士与干部，趁着我们某些制度和群众底线尚未健全的时候，他们便起了‘混水好捉鱼’的念头，以致发生个别违犯纪律的事情……（《提高部队和地方干部的群众纪律》1940年10月5日第一版）”中的“混水好捉鱼”语言亲切朴实，自然真挚，百姓一听就知所言何事。如“过去妇女参加劳动的地区，可以组织壮年青年妇女开荒、打土、耕种、送粪、拾粪、种菜等。过去妇女一向不参加劳动的地区，妇女可以参加轻劳动和发展家庭副业，种菜、养鸡、养猪、植树和代替丈夫服抗战勤务（《纪念三八与我们的任务》1942年3月7日第一版）”中，涉及了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开荒、打土、耕种、送粪、拾粪、种菜。“首先各机关学校部队团体，要以身作则，领导民众对于滋长苍蝇之主要策源地，如马粪、厕所、垃圾等污物，必须即刻予以适当处理。关于马厩、牛羊圈，要时时扫除，铺填干土，民众所存之粪堆，应立即挖坑深埋，或移入田地埋藏，或移至远处，对于厕所，不论自备或与群众公用者，均应随时打扫，保持清洁，毛坑上最好有木盖，便溺后立即盖上，可能时蒙以石灰，街道上有碍卫生及不必要之毛厕，应一律填埋，如需另开新厕所时，应找适当地点，如距人居处较远的偏僻处，毛坑深度，至少应挖一丈，同时务必纠正随地便溺的坏习惯，才能真正使苍蝇减少繁殖的来源。”（《注意夏季卫生》1941年6月10日第一版）真实质朴的语言直接贴近百姓的日常生活。《晋绥日报》社论中语言的通俗性，与该报创刊的环境及办报理念有很大关联,《晋绥日报》诞生于抗战时期，立足于晋西北革命边区，贫穷和艰苦恶劣的自然环境使得这里看报读报听报的老百姓90%以上是文盲或半文盲，因此，通俗易懂的口语化文字使老百姓能听懂搞明白。

2.时政性

邓拓指出“社论是评论中的重头戏，关注的问题都是人民大众所思所想的身边大事”[5]。《晋绥日报》社论版的内容主要介绍和评论党内外重要事件及宣传根据地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语言风格的时政性。如社论的标题《拥护并贯彻征收抗日救国公粮条例》（1941年10月24日）说明了当时抗日救亡运动的如火如荼，根据地政策的引领和走向还在抵抗日本侵略上；《减租交租和减息交息》（1942年10月10日）这条社论的刊发在彰显根据地的土地政策，当地社会的经济发展政策，这也与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有关。民众看到这则新闻能够对社会的发展政策有所了解，同时也能为自己的生活作出安排。除了社会发展政策，该报还刊发有关文化、战争状况的社论，如有关文化的《报纸和工作》（1942年10月29日）、《“七七七”文艺奖金公布以后》（1944年9月20日）、《如何使我们的报纸更加与群众相结合》（1944年5月20日）、《对文教会议准备工作的几点意见》（1945年3月13日）社论，根据当时当地的时事、政策、事件等方向，从思想、舆论、意识形态等领域引导开拓、提升当地百姓的见识和观念。《反扫荡胜利以后》（1942年3月26日）、《粉碎敌寇的政治阴谋》（1942年3月28日）、《破坏日寇推行“对华的新政策”》（1943年6月12日）等类型标题的社论从抗日的角度，报道和宣传了党的抗日成果及主张，充分体现了该报的时政性。社论语言作为新闻事件的载体，通过语言的形式，我们可以知道《晋绥日报》向广大边区百姓传递的内在信息。

3.生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