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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一系列无视美英“特殊关系”的表现，在英国激起了强烈的反特朗普和反美民意。在特朗普第一次访英前，因对2017年特朗普有关伦敦恐袭的负面言论记忆犹新和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访英期间对“北爱尔兰”问题指手画脚尤其不满，伦敦近200万市民签署请愿书，反对特朗普访英。在特朗普第二次访英前，民调显示有70%的英国民众不认可特朗普，英国国会也表示不接受特朗普到场演说。有鉴于此，有人评论说，所谓美英“特殊关系”已经有名无实，“坏得不能再坏了”。

2019年7月以来，因英国驻美大使发回英国政府关于特朗普政府如何“无能”“不靠谱”“内部管理混乱”等内容的密电曝光，引起特朗普愤怒回应，英国驻美大使因此而被迫辞职，这无异于给已经岌岌可危的美英“特殊关系”又一次沉重打击。英国驻美大使的电文反映了英国朝野对于特朗普政府在英国面临“脱欧”困境的危难之际却坐视不管甚至幸灾乐祸而表现出的愤怒，也反映了英方对挽救英美“特殊关系”已经无可奈何的失望情绪。当然，英国驻美大使负面评价特朗普的密电曝光，也给特朗普政府进一步忽视、漠视、淡化美英“特殊关系”提供了一定的借口。

特朗普为何有意漠视美英“特殊关系”？

1946年3月，丘吉尔在美国发表“富尔顿演说”，正式提出了英美“特殊关系”这一概念，并认为构成两国“特殊关系”的基础有两点：一是双方拥有共同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观”以及“共同传承”的“盎格鲁-撒克逊”血缘、语言与法律；二是两国拥有共同的战略需求、安全需求以及经济利益需求等。丘吉尔这些表述有虚有实，在一定程度上解析了英美“特殊关系”赖以形成的特定历史条件和基础，但其宣传、鼓动性的一面也不言自明。

综合分析，二战后美英之间形成“特殊关系”并得以延续70余年，是基于两大特定的历史条件：一是美英作为冷战盟友对抗苏联战略需求；二是英国作为二战后的世界第三强国，尚拥有与美国保持“特殊关系”的实力与资格，对美国贯彻其全球战略能起到助力作用。对这两大特定历史条件的变化进行分析，可作为探讨特朗普何以有意忽视、漠视美英“特殊关系”的起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战略形势有两大特点：一是美国在英国的坚定支持下，与苏联争夺战后世界主导权和地缘政治优势以及争夺意识形态制高点，并由此引发美苏冷战；二是二战期间亚非拉等大多数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的非西方国家在卷入二战的过程中逐渐觉醒，战后普遍要求独立、自主，摆脱欧美殖民统治或霸权控制，其矛头直接针对美英、直接冲击着美英等西方国家的殖民统治和霸权需求。这两大特点决定了美英在战后世界特定的利益关联和相互战略需求。对英国而言，二战后最大的战略难题是面对其直接统治的广大殖民地人民的普遍觉醒和独立要求，能否守住 “帝国遗产”、维持殖民统治及世界大国地位；对美国而言，当时最大的战略难题则是能否挡住对自身不利的世界潮流、遏制苏联、实现战后“领导”世界的梦想。因此，美英迫切需要进行全方位战略合作、抱团取暖。也正因为如此，丘吉尔在“富尔顿演说”中明确提出：“从波罗的海边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已拉下了横贯欧洲的铁幕”，主张“讲英语的民族结成联盟，用联合起来的资源和‘遍布全世界的’海空军基地为铁幕这一边的各国提供一个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安全保证”。简言之，丘吉尔1946年提出并渲染英美之间“特殊关系”的特定战略基础源自英美两国反苏反共以及反对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及维护各自世界地位的共同战略需求。

冷战结束后，美英等西方国家一度坚持认为冷战结束是西方“民主制度”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胜利，是“历史的终结”，因而弹冠相庆，并谋求向非西方国家移植西方民主制度。美国在追求单极霸权的同时，更是急于在全球推进西方化、民主化和美式全球化。从老布什到克林顿时期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都以“扩展民主”和“塑造”非西方国家为主旨。尽管因苏联解体而失去全方位的“体系性对手”，美英两国打造“特殊关系”的战略需求有一定降格，但在冷战后美国打造以自身为首的西方国家总联盟，助力其“扩展”与“塑造”的战略过程中仍有一定的价值。冷战后接踵而至的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9·11”事件后的全球反恐战争更为美英“特殊关系”的延续提供了一定机会。不论是虚是实，冷战后历任美国总统都或多或少会强调美英“特殊关系”对美仍有重要战略价值，而冷战后的历任英国首相更是经常强调美英“特殊关系”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