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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同样为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发明，它使人类文明的发展更向前进了一大步，青铜的应用标志着从新石器时代进入了青铜时代。中国的青铜器文化的发展始于龙山时代，在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达到了鼎盛时期。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第一季中选取了多达十件的青铜器向观众讲述了从夏朝到战国的历史。而青铜器在中国历史上更为重要的作用是作为一种媒介承载着礼文化与中华文明的进程，中国青铜文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它不仅包括物质文化，也包括当时先民们的精神文化，如文字。《如果国宝会说话》中所展示的殷墟嵌绿松石甲骨、何尊、大克鼎，把中华文字文明从甲骨文到金文、铭文再到篆书的发展历程跃上荧幕。

纪录片中所展示的文物都具有时代指向性，并且反映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时代精神和文化传统，为观众梳理认知中华文明发展的脉络，让观众见证中华历史变迁，使观众产生心灵震撼。

三、从器以藏礼到器以载道

祭器与礼器的出现是中国古代礼仪活动的基础，在中国古代的仪式中，礼器是构成典礼仪式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礼器一方面作为器物是仪式的组成部分，也构成了神圣的氛围；另一方面也展示出了进行礼活动的人物的身份地位。而玉器、青铜器正是上古时代中的重要礼器，可用于祭祀沟通上天与神灵，因此，玉器与青铜器是作为沟通人与神之间的媒介。上古先民的巫术礼仪活动以神为中心，以玉器为最高规格的物质表现形式，展示了最原始的玉崇拜。

在红山文化时期，干旱给先民的生存带来了威胁，当干旱季节来临时，部落便聚集在一起请巫师用猪龙等礼器与上天的神灵沟通祈求下雨。先民们基于对自然界的敬畏，将玉作为人通过巫与神沟通的媒介，同时猪龙也象征着巫师在部落中至高无上的身份。而利用玉礼器来进行祈福、祈雨的巫术礼仪却是中国古代国家礼仪的“前奏”。巫术礼仪发展逐渐成为行政典章，原始歌舞演变为文艺创作以至最终成为正规的国家典章——《周礼》。[5]

“信以受器，器以藏礼”。玉器与青铜器作为古代礼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与载体见证了周朝礼乐制度的形成，对于礼乐文明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玉器方面，西周延续商朝自上而下尊卑有序的用玉传统。《礼记·玉藻》记载：“天子佩白玉而玄组绶。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组绶。大夫佩水苍玉而纯组绶。世子佩瑜玉而綦组绶。士佩瓀玟而缊组绶。”[6]天子、公侯、大夫、太子、士分别佩戴不同颜色质地的玉和绶带以表示身份地位的不同。

在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玉组佩》一集中，解说词称：“玉，成为西周在青铜之外，留给时光永恒的礼物。西周的人们严格遵照等级，将礼制体现在服饰上。佩戴玉组佩的人，节不缓行，身份越高贵，身上的玉组佩便越长越复杂，走路的步伐就越小，走得也越慢。礼制，无形地掌控着国家运行的规范。”

在青铜器方面，鼎作为一种礼器，严格的用鼎制度彰显了使用者的身份、地位、权力，也无形中使人们形成礼乐思想，青铜材料本身的凝重厚实对应着“礼”的庄严齐一。何休注《春秋公羊传》：“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身份不同，礼数各异。在《利簋》一集中，导演利用平面动画生动形象地展示了西周的等级制度，天子在祭祀、宴飨、随葬时使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以此类推，不能越级使用，自此后3000多年，礼乐成为中国人的思想准则和行为规范，中华民族自誉的“礼乐之邦”也由此而来。

“器以藏礼”除了具有文化意义外，也具有哲学意义，哲学意义便是“器以载道”。器以载道是中国传统造物意境，通过形态语言，传达出器物所蕴含的趣味和境界，给人以愉悦的审美体验。其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是天人合一；体现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中，是社会的和谐；体现在人与物的关系中，是形与神、材与技、器与美的统一。《易传·系辞上传》曾云：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物”不仅以语言的形式体现古人对形式美的认识，更通过有形之“器”传达无形之“道”，从而突破了“器物”的普遍物质意义，达到追求人生价值的精神意境。[7]如人头壶这件器物既是壶，也是人的身体，来源于先民们对生和死的思考，先民用人形陶器来塑造另一个自己，将人形陶器作为自身的延伸，人通过仪式把自我形象诉之于神，之后又将自身的形象融合于陶器，陶器便把人与神合为一体融入器物本身，人类便开始了对自我的凝望。这些古人参照自身捏塑出的形象，比他们的制作者拥有更漫长的生命，是先民们对自身的探索，更是从生到死衍生出对宇宙的一种探索。

四、从文化记忆到文化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