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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韩国电影的崛起不是只表现在票房胜绩上，其不可忽视的艺术性也开始广受世界瞩目。2002年，林权泽导演和李沧东导演分获戛纳电影节和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导演奖；2004年，《撒玛利亚女孩》《老男孩》和《空房间》将欧洲三大电影节的重要奖项悉数揽入怀中。此后，韩国电影迅速在世界各大电影节上成为常客，李沧东、朴赞郁、金基德、洪常秀等成为全球影迷熟知的导演。与此同时，韩国电影评论圈也自发将本土片身上“既叫好又卖座”“既有类型电影快感又不放弃作者意识”的特征归纳总结，并命名为“well-made film”（优质电影）。而这一新概念电影的领军人物正是奉俊昊与朴赞郁导演。

　　2003年是韩国优质电影的爆发年。这一年《杀人回忆》《老男孩》《丑闻》《假如爱有天意》《蔷花红莲》等兼备导演个人风格、问题意识同时并不放弃大众趣味的影片接连出现，它们最大限度地活用类型片框架和明星体系，受到大众青睐，也为韩国电影积攒世界口碑立下了不小功劳。国内卖座、海外得奖，观众开心、投资人放心，电影左右逢源的双赢局面越发巩固。从此，“优质电影”当仁不让地成为现代韩国电影的美学范式。尤其是它量体裁衣般科学的投入产出比，令韩国电影在商业和艺术两方面均有建树。

　　学习欧美、活用类型是为了打破类型并超越欧美，韩国电影在不断学习与实践中，逐渐摸索、发展出适合自己的美学特征，并在打破原有类型叙事的禁锢后，添加进多种多样的韩国特质。这种“地域特质”，可能是嬉笑怒骂的台词风格，可能是独特的半岛政治局势，可能是完全地方化的人物关系，也可能是最深切的韩国社会问题意识……因创作人才的不同，这一地域特征在银幕上的表现不尽相似。但这种丰富的“统一性”恰巧是韩国电影的生命力源泉与独特标签。

　　“优质电影”的表达探索从60后的姜帝圭、朴赞郁、奉俊昊、许秦豪等导演开始，通过代际传递延续与发展，如今韩国电影界的中流砥柱——70后的崔东勋、金容华、黄东赫、金成勋、罗泓轸、柳承莞、姜炯哲、张勋、尹钟彬等，均不断补充与丰富着韩国电影特殊的美学表现，韩国电影之路因此越走越宽，同时观众的欣赏水准与趣味也越来越专业和开放，而“优质电影”的特性已沉淀为韩国电影的美学基因，并逐渐上升为一种本土化振兴策略。

　　当然，2008年之后随着大企业资本对韩国电影产业的管理愈发得心应手，票房回报也日渐成为大企业考察被投资对象时的某种硬指标，尤其对于新人导演而言，过度的商业引导，无疑会破坏韩国电影二十多年来健康、既有的生态环境。因此“优质电影”所提倡的左右逢源平衡术——平衡银幕快乐和现实思考，巧妙达到商业娱乐与作者意识的黄金配比——越来越面临严峻的考验。

　　2、韩国电影界的团结合作

　　韩国电影自诞生之初便面临着随时被“绞杀”的悲惨命运，光复后民族电影“自由”发展了不到40年便再次面临着被好莱坞吞噬的可能，前景惨淡。不同的时代、相似的命运培养了韩国电影人与外来文化死磕的精神与勉力学习的斗志，因此“危机即机遇”也成为韩国电影界在强大压力面前的口号和共克时艰的共识。

　　清醒认识到自我环境，从而找到最有效的突破口，是韩国电影多年来越走越好、砥砺前行的基础。不断的危机感令韩国电影人常有一种自发的饥饿意识，即“量着市场的体，裁着手中影片的衣”，无论商业制作的天花板还是艺术电影的底线，都科学透明、有矩可循，从编导演到投资制作发行，全员认可，几无例外。

　　再以奉俊昊和《寄生虫》为例。在获得戛纳大奖前，奉俊昊就已经是韩国数一数二的大导演。即便如此，他的“本土片”（发行主要剑指国内市场）投资也只是“平均水平”。《寄生虫》的纯制作费仅为8000万元人民币，拍摄时长77回次（大约3个多月），这样的制作规模可以说将市场风险降到了最低。好电影主要靠的是好创意，而非明星刷脸或者重金买宣传，当然优秀专业的团队是一切构想得以实现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