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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章太炎会不会将史量才称为史家（历史家、史学家）呢？不会的。《墓志铭》介绍了史量才的生平经历，可知史量才既无官职（史官），又无著述（历史著作），以一代大儒章太炎的眼光，断然不会称其为史家的。史量才虽事业有成（“所立工商事益众”），“号为素封”，原不过一“匹夫”②耳。

论者称章太炎“知人之深”，此说可疑。章太炎晚年常为他人做《墓志铭》之类的文章，光墓志铭一类，在《章太炎全集》中就收录有38篇之多（另有墓表类28篇）。章、史之间仅为泛泛之交，查《章太炎年谱》的记载，关于史量才遇害以及史家请写《墓志铭》事，也只字未提。

此外，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谀墓为我国自古以来的一项坏传统，这种粉饰性文字写起来很有讲究，其中多有曲笔，章太炎是老于此道的。总之，我们在《史量才墓志铭》中通篇看不到“史家办报”这四个字，也读不出这层意思来。所以说，认为章太炎在《史量才墓志铭》一文中提出了“史家办报”，即使不说是严重误读，也属于过度诠释。

三

1987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将史量才的办报主张分为五个方面：（1）办报如同治史，治史之目的在于致用；（2）报馆应有独立精神，必须走企业化道路；（3）报纸为舆论机关，具有“劝导舆论”和“创造舆论”的功能；（4）新闻业也是国家重要的文化事业；（5）办报要有世界眼光。以上五个方面的主张作者概括为“史家办报”。

2015年此书出版增订本，关于史量才部分（第五章第六节）几乎原封不动，但原版的“史量才的办报主张”（小标题）改为“史量才的‘史家精神’办报思想”[6]，是以“史家精神”来概括史量才办报思想的。

30年前出版的《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是第一部中国新闻思想史著作，它一问世就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从此后的学术研究来看，此书相当于确立了关于史量才办报思想的一个解释框架，或称之为“初始话语文本”。后续的研究者，在此基础上有所继承（恐怕也包括以讹传讹），当然也有所创新。

1994年出版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沿用了“史家办报”一说，但只将“史家办报”思想作为史量才办报思想的一部分。③1992年，“史家办报”作为新词条被收入专科辞书。《宣传舆论学大辞典》这样解释——

是对我国报纸实业家史量才(1880—1934)办报思想中一个重要观点的表述，言出于章太炎写的《史量才墓志铭》。史氏这一观点在19世纪末我国已有人论及，但没有人展开，例如谭嗣同便有“报纸即民史”之说，史氏对这一观点展开了论证，并付诸《申报》的实践。

接着将史量才“史家办报”思想的内涵总结为四个方面：（1）报纸如同史书，是将历史事件如实记录下来，传诸后人；（2）报纸评论是对历史的分析，应高于历史记录；（3）办报治史的目的在于致用；（4）以史家精神办报必求记载真切。[7]可见，该词条的撰写者直接参考了胡太春的《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不过，对“史家办报”却作了狭义的解释，即把“史家办报”当作史量才办报思想的一部分，而非全部。这一点与《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相同。

张允若的研究参考了《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同时他认为，主张以治史态度办报的，在中国新闻史上不乏其人，如蔡元培、李大钊等，“史量才只是其中一位杰出的代表”。张允若还认为，这种办报主张并不局限于中国，“世界上一些严肃的大报，总是从历史的高度看待自己的事业，以忠实地记录历史为己任”[8]。张允若注意到了“思想史上的史量才”，对此《宣传舆论学大辞典》已露端倪。但不知为何，张允若却认为章太炎之所以将史量才的办报方针称为“史家办报”，与史量才姓史也有关系。

稍后的一篇文章称：“近日看《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徐培汀、裘正义著）有关史量才（三十年代《申报》主人）内容。史量才曾提出‘史家办报’的思想，此‘史’非姓氏的史而是历史的史。”[9]此文把“史家办报”说法的发明权归功于史量才，可能是作者未仔细阅读原著所致，但他强调此史（史家）非彼史（史氏），很有必要，仿佛预感到后继的研究者还将在此处犯错一样。

再稍后，一篇考察中国百年理论新闻学发展的文章，谈到了史量才。文章写道：“初为《时报》主笔,后接办《申报》的中国报人史量才,则以‘史家办报’在新闻传播思想研究上占有重要地位。有学者指出,史氏的‘史家办报’思想有三层含义：第一,认为报纸同历史记录一样,是将历史事件如实地记录下来,传诸后人。第二,报纸评论和剖析历史,又高于历史记录。第三,报纸主要是文化传统的载体。”[10]作者的这段引文未标明具体出处，应该是引自《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的。可见，在“史家办报”这一学术话语的再生产中，《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一书处于一个重要的二传手的位置。④

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