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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自杀事件屡屡被‘颜色革命’的推手们所利用。”张国庆说。诱导自杀或背后打黑枪是‘颜色革命’的惯用手法，每当政府试图平息事态时，这种意外死亡事件总是会“恰到好处”地使事态升级。通常，幕后黑手选定的自杀目标为身处社会底层的贫困人民。这些人本就对生活不满，被美国洗脑后，便完全被操控。他们往往会夸大宣称遭受了暴力执法，从而激起民众的同情和愤怒。

果不其然，就在突尼斯自焚事件发生后不久，它的邻国阿尔及利亚、毛里塔尼亚、埃及也相继出现了自焚事件。2010年1月17日，一个叫做阿卜杜·阿卜杜勒·哈米德的小饭馆老板在埃及议会大厦前试图自焚。他将汽油浇到全身并点燃自己，随后赶来的警察迅速将他身上的火焰扑灭，并将他送往附近医院救治。同一天，一个40岁左右的毛里塔尼亚男子在总统府官邸前自焚，抗议政府虐待他的部族。他将自己反锁在汽车内，用汽油浇遍全身，然后点燃自己。安全人员和路人敲碎了汽车玻璃，将他送到附近医院治疗。19日，阿尔及利亚又发生两起自焚事件。一名妇女用易燃液体将自己淋湿后在市政厅前企图自焚，后被一名政府工作人员制止；一名35岁的男子在另一个市政厅前自焚，烧伤严重，生命垂危。

自焚事故让原本平和的抗议变成了全国的大暴动，最终造成局面的不可控。突尼斯小贩的那一把火点燃了整个阿拉伯世界，引发了“阿拉伯之春”。美国及西方国家一片欢呼，宣布伟大的西方民主模式降临到了阿拉伯世界。而事实上，“颜色革命”的代价十分沉重。突尼斯在“颜色革命”后经过了数年转型，结果是通货膨胀率、政府负债率和货币贬值速度呈“滚雪球式”攀升。很多年轻人失业无助，参加“伊斯兰国”的人数是阿拉伯国家之最。其他“阿拉伯之春”涉及的国家，一个个皆是政治混乱、社会失序、经济动荡。更为严重的是，恐怖组织渗透，极端组织生长，犯罪率逐年增加。西方推崇的所谓“民主化”，并没有给阿拉伯国家带来繁荣稳定，反而导致更严重的政治腐朽和经济恶化。

世界卫生组织前总干事、全国政协常委陈冯富珍在参加8月7日国务院港澳办和中联办举办的香港局势座谈会时，面对采访数度哽咽，说了一番很动情、也很有力量的话：“香港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时代。我在香港出生、成长、工作，然而离港十几年再回来时，真是不认识香港……我在世界卫生组织工作了十几年，所见到的外国‘颜色革命’没有一场有好结果，给当地民众留下的只有重担和灾害。而某些人想要搞乱香港，在香港搞‘颜色革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误判。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香港是中国的香港。中央政府，包括14亿广大的中国人民和700多万香港人民，绝不会让‘颜色革命’在香港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