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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年前，共产党员潘忠汝、吴光浩等领导大别山区的黄安、麻城两县农民自卫军首举义旗，向着黄安县城进发，成千上万的群众手持鸟铳、鱼叉等原始武器纷纷加入起义行列，将革命的旗帜第一次插上了黄安县城。

从此，中国共产党在鄂豫皖创立了自己的武装和革命根据地。黄安县后来也改名红安县，成为共和国唯一以“红”命名的县。

在接下来的近30年时间里，大别山始终红旗不倒，火种不断。党组织的活动从未间断，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从未间断，革命根据地的建设活动从未间断。

大别山人民发扬“要革命，不要钱、不要家、不要命”的“一要三不要”和“图奉献，不图名、不图利”的“一图两不图”精神，数十万子弟前赴后继投身革命。

在大别山区，至今还流传着一个“舍子救红军”的英雄故事。1928年5月的一个傍晚，后来成为开国大将的王树声被敌人追杀到麻城县西张店村，躲进了老百姓周家姆的家。敌人誓言抓不到王树声就“血洗西张店”。周家姆站出来说：“王树声就藏在我家里。”

周家姆让大儿子王政道换上王树声的衣服，被敌人捆走。王树声脱离了险境，王政道却牺牲了。悲痛欲绝的周家姆又将其他三个儿子相继送进了红军队伍。

几年后，已是红军师长的王树声回家探望，扑通跪在了周家姆面前，热泪盈眶地说：“干娘，您不只是我的干娘，也是我们红军的干娘啊！有了您这样的娘，我们红军才生生不息，不断壮大啊。”

正因为有无数像周家姆一样的人民的支持，红军才日渐壮大，不断夺取胜利。出发时总兵力只有2980余人的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兵力达到3400多人，这还不包括留在鄂豫陕根据地的红74师等部队。

红军所到之处，打土豪，分田地，帮助劳苦人民翻身解放，被老百姓视为自己的子弟兵，被称为“菩萨兵”。关键时候，人民群众纷纷把“最后一块布，最后一碗米，最后一个儿子”交给红军、交给共产党。

今年81岁的湖北省麻城市民政局退休干部史瑞林，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开国上将陈再道1987年接受他采访时，深情地讲述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

陈再道带领部队准备踏过若尔盖草地时，周边老百姓闻讯纷纷赶来告知：“这是死亡之地，踏进一个死一个。”陈再道带领士兵走访周边村庄，问计百姓。

“要弓着腰”“慢慢走”“拉开距离”“带个木棍探路”……老百姓献上一条条“亲身经验”，还自发送来许多竹竿、木棍和干粮。最终，依靠这些“避险妙计”，全团全部通过，没有一例伤亡。

同样得益于老百姓的帮助，陈再道将军治好了不少官兵的伤病，率部三过雪山草地，策应红二方面军北上，为长征胜利会师做出了重要贡献。

血浓于水。人民军队，一刻也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红军一路与人民群众结下生死情谊，一路攻坚克难、发展壮大，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光荣和壮烈的远征。

在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陵园，长长的“红安革命烈士纪念墙”上，按姓氏笔画写着密密麻麻的14万个名字（8月1日摄）。 新华社记者 程敏 摄

艰苦卓绝：十四万英烈谱写红色史诗

戴雪舫、戴先伯、戴先诚、戴先治、戴克敏、戴华堂……

在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陵园，长长的“红安革命烈士纪念墙”上，按姓氏笔画写着密密麻麻的14万个名字，其中可以看到很多是兄弟，是父子，是叔侄，甚至是姐妹或母女。

鄂豫边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戴克敏，21岁时参与领导黄麻起义，随后创建了柴山堡根据地和红三十一师，26岁时为革命牺牲。戴家一门忠烈，全家有14人参加革命，其中11人英勇献身，2人病逝在工作岗位，仅有戴克敏胞妹戴觉敏幸存。

这样的革命家庭，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还有很多。

有一组数据,令人肃然起敬：在红四方面军的序列里，曾经每3名红军战士中就有1名是红安人，每牺牲的4名红军英烈中就有1名是红安籍。

有一种精神，让人为之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