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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国政治家李普曼在1922年提出“拟态环境”学说，揭示了大众媒介的隐形功能，客观世界无穷大，为了使受众更好更快获取信息，标签化便成为信息处理的重要手段。对事物进行标签化的归类,原本是对事物进行初级认知的一种简便形式，标签是客观的、毫无偏见的，但现在的流行标签明显呈现出泛滥化和污名化的倾向,贴标签的行为变得随意、肆无忌惮，亟待治理。

关键词：标签新闻；新闻专业主义；拟态环境；刻板印象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9）07-0000-03

新闻报道“标签化”，指的是记者、编辑在报道新闻的过程中，截取新闻中最能吸引受众的元素进行突出强调，用较少的篇幅来报道新闻事件。戴维·巴勒特曾经对“标签化”下过定义：对事件进行鉴别，给他们命名，下定义，与其他事件联系起来——例如“行凶抢劫”“恐怖分子袭击”，或者“虐待儿童事件”。这样就给事件“贴上了标签”。[1]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指出：“新的概念只有同人们已有的知识建立关系，才会变得有意义。”20世纪60年代教育学家皮亚杰将康德的理论发展为“图式/基模”，正式将“基模”引入传播学领域。刘海龙教授说：“‘基模’代表着一种先入为主，自上而下的过程。它描述了我们头脑中已有的知识对当前信息处理过程的影响。”

正如“基模”理论所指出的，媒体的表达方式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众感知世界的方式，“基模”一旦形成，可能会加强最初形成的偏见和刻板印象，所以新闻报道的“泛标签化”常常会造成读者的认知偏差，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打造。

一、新闻报道“泛标签化”的媒体成因

新闻报道“泛标签化”的成因较为复杂，河北大学的于子茹在《我国新闻报道中的“标签化”现象研究》[2]文中将新闻标签化的客观成因做了较为深刻的分析，因本文讨论的主要是大众传媒的新闻专业主义，所以对新闻标签化的客观成因不做分析。

1.“标签化”符合受众的思维定式

贴“标签”是新闻报道中常见的信息处理方法，因为记者需要对新闻事件、人物进行鉴别、分类，将新闻和人们所熟悉的事物联系起来，使新闻成为新近发生的“旧闻组合”。新闻标签化是受众理解新闻的前提。

李普曼认为,我们对事实的认识取决于我们所处的地位和我们的观察习惯,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先理解后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标签化”的新闻报道为了满足受众快速了解新闻事件的需求，常常无视新闻的客观性、真实性、全面性规律，如当某地再出现“老人摔倒+年轻人”的新闻时，媒体常常会不顾新闻事实要素的不同而直接将其简单贴上“XX地彭宇案”的标签，忽视了标签附带的刻板印象，给了人们错误的引导，必然会造成社会舆论的偏差。

2.消费主义时代的媒体选择

信息时代，媒介发生的最突出的变化就是媒介产品化，信息已然不再稀缺，稀缺的则是人们的注意力。[3]

“标签化新闻”的初衷是为了用少量的文字传递给受众最多的信息，这对于信息爆炸环境下的媒介和受众来说都是有益的。对于媒介来说，缩短了新闻制作的时间和成本，对于受众来说，在有限的篇幅内得以粗略了解一个新闻事件。

在互联网媒体利用“泛标签化”新闻取得成功后，传统媒体中的“泛标签化”新闻也屡见不鲜。新闻媒体为了追求阅读量和点击率，特意使用受众喜欢的字词句，郑雅宁对法制新闻报道的“泛标签化”现象进行梳理，认为法制新闻中至少存在六种新闻标签类型，分别是性别标签、社会身份标签、经济地位标签、年龄标签、姓名标签和地域标签。[4]

3.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缺失和认知局限性

1978年《人民日报》等8家新闻单位开始试行“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经营方针，尝试市场化经营，但我国的新闻媒体还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媒体必须保持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媒体从业者必须遵守职业道德，高度自律。

标签化新闻的泛滥，是记者社会责任感严重缺失的表现。如2018年10月28日发生的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事故，多家主流媒体在报道此事时，标题中均带有“轿车逆行”“女司机逆行”等字眼，如新京报发文《重庆一公交与逆行轿车相撞后坠江，女司机被控制，动画示意路线图》，北京青年报发文《重庆万州22路公交车坠江，疑因一女司机驾驶私家车导致》等，大量报道致使正常行驶的女司机成为网民痛骂的对象。

普利策晚年认识到媒介对于社会的作用，他创办新闻传播学院，重视新闻专业主义，提倡记者应具备社会责任，要求记者真实、客观、全面的报道新闻事实，正确引导社会舆论方向。

二、新闻报道“泛标签化”的危害

1.虚假新闻层出不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