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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先生的一堂课,让我追求了40多年,奋斗了40多年,探索了40多年。”72岁的闫楚良说。已获多项国家奖项的闫楚良45岁时开始攻读博士,在高镇同指导下攻克了飞机疲劳载荷谱的难题,并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15年跻身中科院院士行列。

为了让学生能超过自己,高镇同带学生做的研究总是把学生列为第一作者:“我没有必要放在第一位,把学生的名字放在前面,对他们有利,也是对他们精神上最大的鼓舞。当然我肯定会先让他干大量工作。”

贵航飞机设计研究所原副总设计师王敏芹,曾是一名普通设计员,30多岁才成为高镇同的研究生。高镇同知道她来自一线,还带着孩子读研究生,每个月发给她的补助比其他人多,还特意抽时间为她补习英语,帮助其考博。王敏芹毕业后积极投入工作,凭借出色业绩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我非常幸福和幸运能有这么一位好老师。”王敏芹说,“老师都那么大年纪了,对学生和工作没有任何抱怨和脾气,就是不知疲劳地做,这是很多人做不到的。”

作为北航固体力学所老所长,高镇同努力为老师们创造宽松、和谐的氛围。“大家在高先生带领下互相支持、互相促进,研究没有约束,工作非常愉快,所以才能产出比较好的成果。”吴大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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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善事是一种享受”

“人民教师”“中华慈善事业突出贡献奖”……高镇同狭窄书房的书柜上,两条红色条幅格外醒目。70平方米的屋子内陈设简单、家具陈旧,狭窄的书房里,书桌与书柜间只能容下一把椅子。

2001年,北航建了院士楼,要分给高镇同一套15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但他多次婉拒:“我居住条件可以了,两个人够住,大房子应该留给更需要的同志。”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高镇同在学校的住房仅8平方米左右,但这间“老师的小屋”却成为学生们最难忘怀的地方——傅惠民做研究生时就经常和高先生围坐在小屋内一张四方书桌旁讨论问题,“我晚上找高先生,常常看到书桌上和床边堆满了书和资料,桌上的材料过几天就换一堆。每次离开小屋大多已是深夜,但小屋的灯仍然亮着。”

一件毛衣穿了十几年,吃饭有时就是青菜豆腐……高镇同生活简朴,对需要帮助的人却毫不吝惜:学校科研经费少,他就拿自己的课题经费贴补所里,给年轻老师发奖金,鼓励他们钻研业务；企业的飞机定寿经费有限,他作为定寿顾问,总是象征性地收点费用甚至是无偿为企业提供技术咨询；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扶贫助学,持续资助贫困生。

北航档案文博馆内,保存着高镇同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各种捐赠的收据和感谢信,其中几本收据上印有800多人收到善款时摁下的手印；另一叠厚厚的收据记录了1987年至1995年他209人次资助学生的情况,一次少则三五十元,多则几百元。

“那个年代,三五十元就不少了,对高先生自己来说也不少。”在北航读书、工作已有20年的档案文博馆副馆长张露说,“我和高先生打交道时间比较长了,他绝对是楷模和榜样。”

“父亲生活上有点过于节俭了,太‘苦行僧’了,衣服后背都有洞了,觉得还能穿。”高镇同58岁的长女高艾达说,“20世纪80年代,周围大多数人家都有电视机了,我们家就不买。”

向中华慈善总会捐36万元、向北京市慈善协会捐23万元、给《希望书库》捐3.5万元、为印度洋海啸难民捐3万元、为江西瑞昌地震灾民捐款6万元、汶川大地震交纳特殊党费2万元……2000年后,高镇同的资助对象又扩大到社会群体,他不断从工资和奖金中拿出钱,捐给孤寡老人、残疾人、孤儿等困难群体。

“我是从贫困中过来的,再看到贫困过意不去。”高镇同曾作诗表明心迹,“攀越青山戏海河,世间乐趣何其多。琴棋书画皆称道,为善最乐且自得。”

因为多次捐款,中华慈善总会工作人员认为高镇同家应该很富有,直到有一次上门帮助办理捐款才发现高镇同住在狭小的居所里,除了书和一堆飞机模型,没有任何值钱的家具。

“捐给别人,怎么不借给我们点儿?”高镇同不断的捐赠引来有些亲友质疑,有人跟他借钱创业,要钱修祠堂,他摆手拒绝:“我是救急,要是你吃不饱饭,穿不上衣,肯定优先”。拒绝很难,容易得罪人,但他坚持,“我的宗旨是扶贫助学”。

让高镇同颇感欣慰的是,在他的感召下,一些师生也加入慈善的队伍中:学生王贵宝毕业后在北航设立奖学金,资助数名贫困生；成为湖南一家企业董事长的学生陈耀明在江西宜春办了一所学校,拿出10万元设立“高镇同奖学金”,专门资助品学兼优的困难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