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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察当时发表的不同版本的“五一口号”，相同的都是刊登新华社陕北4月30日电讯稿，略有不同的，一是标点符号使用略有出入，主要是第五条；二是标题的编排上略有不同，主要是不同报刊根据其读者对象和编辑特点的不同而略有改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收入的《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节口号》，选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而《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选编的“五一口号”，则是选自1948年9月解放社编《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书，文中第五条的标点符号与中央档案馆收藏的毛泽东修改原件不一致，也与毛泽东审定的《晋察冀日报》刊登的“五一口号”有所不同。

　　新政协起源于旧政协吗？

　　“新政协”一词，最早出现在香港《华商报》上。1948年5月8日，由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主办的《华商报》出面，组织在港的郭沫若、马叙伦、邓初民、章乃器、冯裕芳、黄药眠、翦伯赞、沈钧儒、章伯钧等19名著名民主人士，召开题为《目前新形势与新政协》的座谈会。5月16、17日，香港《华商报》连续两天刊登此次座谈会记录。这是目前有据可考的最早使用新政协一词的报纸。

　　新政协与旧政协，虽然都叫政治协商会议，但它们两者有本质的区别。周恩来曾说，新政协决不是起源于旧政协。“五一口号”发布后，关于新旧政协的不同，是中共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讨论的一个焦点话题。

　　1948年5月，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章汉夫发表《论旧政协与新政协》一文，指出，“政治协商”是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一贯的民主原则，中国共产党在“五一口号”中提出来的政治协商会议，和1945年国共“双十”会议纪要中决定、而在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名称相同，本质是完全不同的。新政协，是在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已发展到历史的转折点的新阶段，而由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召开，任务是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这是争取新民主主义在全国胜利的划时代的会议。这样的政协，不仅有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其他不同阶层的各民主党派，更有各阶层人民自己的组织的代表参加，这就使全国工人、农民、独立生产者、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社会贤达、爱国分子、海外爱国华侨，都能有代表在内，因此也就使新政协和全国人民有直接的血肉关系，有更深切的全国性和群众性，更能集思广益，相互研讨，规定出正确方针和切实的办法。

　　谭平山指出：新政协不是旧政协的还原。旧政协已变成历史的陈迹，再无翻版的可能了。

　　郭沫若指出：新政协，同旧的是大不相同的。它首先是成分不同，前年的政协，是国民党召开的，那时各党各派承认国民党是中国第一大党，承认草头将军为当然领袖，三民主义为最高指导原则。今天已经不同了，首先独裁者就没有资格参加。南京反动政权就必须彻底清算，所以参加的成分就是完全不同了。

　　邓初民指出：旧政协与新政协的不同，有如下几点：一、阶级成分不同。旧政协是包括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反动的国民党、民社党、青年党在内的。新政协则不然，除工、农、知识分子、中小资产阶级外，不要一切反动阶层、党派、个人参加。二、其所产生的决议案亦将不同。旧政协的决议案，是迁就妥协的，连欧美式的旧民主的水准都够不上。新政协的决议案，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各方面，都将是一套完整的代表各革命阶层共同要求的新民主主义领导。三、其所产生的民主联合政府的斗争，结果也将不同。如果旧政协的决议案不被破坏，由此而产生的民主联合政府，当然还不免是一面团结一面斗争。代表各革命阶层的党派，不免要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党派斗争。但斗争的结果，由于迁就妥协所带来的许多不健全因素，可能是失败的。而由新政协决议案所产生的新民主联合政府，则是一个集中所有力量与美蒋坚决斗争的政府。斗争的结果，由于新政协的彻底、坚强、进步、团结这许多因素，必然是胜利的。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本来今天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在客观上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因而中国从抗战到旧政协的一切，在客观上也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但其领导性是不明确的、不单纯的，因而也是不够坚强的。现在不然，其领导性却一天一天明确化、单纯化、坚强化了，这就能表现出新政协与旧政协的不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