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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华民族的历史文物是文明发展的轨迹，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记忆，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与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国家宝藏》作为一档文博探索节目，在传承中国文明、文化认同以及传承创新方面作出了积极、有益的探索。笔者主要借助中国文物，从激活文物、凸显文明特色，讲述中国记忆、传承历史文脉，凝聚情感共识、促进认同建构等几方面阐析《国家宝藏》，以表现其传承文化记忆和构建文化认同的双重传播意义。

【关键词】国家宝藏；历史；文化记忆；认同

近年来，电视原创文化类节目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比如《朗读者》《中国诗词大会》《如果国宝会说话》等，像一股清流走进了大众的视角，激发了国民对文化的关注。2017年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可谓原创类文化节目中的一匹黑马，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国家宝藏》是以文物为主体举办的一次盛大特展，参与其中的有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湖南省博物馆、河南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等九大国家级重点博物院（馆）。每期节目会有一家博物院（馆）的馆长推荐3件镇馆之宝，并在舞台上进行展演。每件宝藏都有自己的守护人，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倾情讲述“大国重器”们的前世今生，让国人与国宝有一次更好的相识与相知。

一、激活历史文物，凸显文明特色

《国家宝藏》的制片人、总导演于蕾说：“我们这次把纪录片和综艺两种创作手法融合应用，属于全新创制的‘纪录式综艺’，它以文化的内核、综艺的外壳、纪录的气质，创造一种全新的表达。”[1]

（一）国宝：作为“记忆之场”的媒介

记忆之场即记忆的场所或场域，它包括博物馆、收藏品、节日、古迹等，法国历史学家艾皮尔·诺拉认为，记忆之场是“实在的、象征性的和功能性的场所”[2]。以此观之，《国家宝藏》中九大博物馆可被看作是一个记忆之场，所展演的国宝便可作为记忆之场的媒介。从延续上古血脉的商代皿天全方罍到传承中华文脉的先秦石鼓；从9000年前的史前贾湖骨笛到新石器时代的玉琮；从古丝绸之路文明共荣的缩影葡萄花鸟纹银香囊到吹响华夏正音的曾侯乙编钟；从展现华夏英姿的商代妇好鸮尊到彰显华夏正礼的西周大克鼎……作为我们久远记忆的历史媒介，国宝不仅是历史时代的载体符号，更是中华文明的遗存和见证。

以第三期节目《集荆楚文化大成——湖北博物馆》为例，曾侯乙编钟是湖北博物馆推选的国家宝藏之一，曾侯乙编钟是我国迄今发现的先秦编钟里数量最多、规模最大且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套编钟，它的出现成功地改写了世界音乐史最辉煌的一页。节目通过曾侯乙用礼乐感召楚惠王，在乱世保曾国安宁的前世演绎，以及谭军和整个武汉音乐学院青年编钟乐队守护华夏正音的今生故事，向观众讲述了曾侯乙编钟为何是惊艳世人的音乐“神器”，诠释了中华儿女勇于传承礼乐文明的担当。

德国学者扬·阿斯曼认为，文化记忆是“包含某特定时代、特定社会所特有的、可以反复使用的文本系统、意象系统、仪式系统”[3]。由此不难看出，“文化记忆是建立在过去历史中某个特定的事件上，通过一些可供回忆附着的象征物而凝结成了文本系统、意象系统和仪式系统”。因此，文化记忆是靠文化符号来传承的。

文物从来都不是尘封的古董，它作为一个记忆之场的媒介，集聚了一个时代的特征。国宝作为记忆的载体器物，具有着空间的媒介特质，穿越历史、见证历史，同时也激活历史、见证未来，从而使得“记忆”得以储存、共享和再生。根据加拿大传播学者哈德罗·伊尼斯的“传播偏向论”，国宝具有时间偏向，它承载的厚重历史和意义在时间维度上更为持久。与此同时，记忆具有被遗忘的风险，而通过《国家宝藏》这样具有创新意义的展演活动，使得国宝“活”了起来，记忆得以传播与共享。

（二）国宝：华夏文明的表征

中华民族的文化博大精深、包罗万象，在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民族独有的特质。国宝作为历史文物，承载着民族的记忆与文明，它的诞生与流传皆源于文化血脉的精髓，同时又反哺于发展着的博大文化。作为一种器物媒介，不仅仅为今天的人们所欣赏和收藏，更是华夏文明的表征。

第一，礼乐之治

礼乐是华夏文明的显著标志，有道是“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礼记·乐记》曰：“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气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由此可以看出，文明的社会秩序要遵循“礼”的约束，和谐有序才能奏响盛世乐章。古代往往用一些器物来举行祭祀、宴飨、征伐及丧葬等礼仪活动，这在《国家宝藏》所展演的二十七件国宝中也有所体现，如良渚玉琮、妇好鸮尊、皿方罍、大克鼎、云纹铜禁和曾侯乙编钟等，由此所引申出的等级、身份、伦常等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内化为社会整体的一部分，成为一种文明制度的象征，铸就了中华文明礼乐和谐有序的精神特质。

第二，大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