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迁资讯网移动版

从深层次看，日本面临的危机并非始自特朗普，“特朗普冲击”不过是日本面临的多重冲击的一种标识。21世纪以来，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推动着国际力量对比的相对均衡化发展以及国际权力的重新分配，并在不同地区引发程度不同的地缘政治效应。日本作为身处亚洲的传统发达国家，感受到的冲击尤其巨大。实际上，“十多年来，有关地区和全球权力转移以及美国主导地位削弱的话题一直是日本精英讨论的一部分”。在他们看来，导致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和规则“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的主要因素，一是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从内部动摇了秩序的根基，二是伴随国际权力的转移，中俄等国试图“挑战现状”，探索建立新的国际秩序。总之，特朗普执政这一短期现象与国际权力转移的长期趋势相互绞合，使日本处于被左右夹击的“三明治”状态。

更重要的是，“特朗普冲击”是在冷战结束近30年、全球化深化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发生的。既然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之量级自然是“尼克松冲击”所无法比拟的。日本的经济触角早已深入昔日东方阵营之中，与有关国家包括中国的经济联系、相互依存远非48年前所能比。全球范围内，国家间关系模式发生根本变化，不存在单纯的对抗，也不存在单纯的合作。这些主客观基本条件对日本应对冲击的路径方式明显具有制约作用，它很难简单采取“非黑即白”的两分法应对模式，而只能采取复合统筹、多向对冲的“超级工具箱”应对模式。

三、日本应对冲击的基本路径

一是强调战略自主，寻找大国关系平衡点。国际金融危机后，日本开始明显强化战略自主概念，“拼外交”“拼战略”。这在2009年上台的民主党政府对外政策中有充分体现。2012年底安倍晋三再次执政后，又加入了“拼安全”成分。实际上，“在特朗普入主白宫之前，日本政府即已开始调整安全政策，以增强日本的独立能力”。日本寻找大国关系平衡点的努力集中体现在对中美外交上，而广域合作政策被其作为构建平衡的综合性战略杠杆。

CPTPP就被当作是一把具有多重平衡、对冲作用的“多刃剑”。首先，以中国等部分新兴国家为核心的“国家资本主义”或曰“数字保护主义”给企业活动造成负面影响的规则越来越多，在此背景下，CPTPP为在亚太地区推广高水平规则迈出了重要一步。其次，日本可以将CPTPP作为杠杆，撬动地区合作，刺激RCEP加速谈判进程。最后，促进美国向多边主义的回归。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CPTPP、RCEP，美国没有加入这些框架中的任何一个，那么“美国出口企业在亚洲市场上与那些超级自贸协定成员国竞争时，就将陷入不利境地。这最终会增强美国国内要求重返TPP的诉求”。

二是“回归亚洲”，多元构建战略关系。1999年世贸组织多边谈判西雅图回合失败后，日本开始向地区主义回归,意在依托东亚区域合作、赢得全球竞争。在安全军事领域，国际战略分析界认为，日本实际上没有像2015年新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所指向的那样，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与美在战时包括“灰色地带”情形下的“无缝对接”，而是开始回归地区本源。他们认为这既反映了“中国元素”在日美安全军事战略中的进一步凸显，也是东京的一种风险规避措施——依托地区对冲“特朗普冲击”。在双边层面，日本与越南、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的军事互动更加频繁，防务合作关系持续增强。在多边领域，日本积极构建日印澳、日美印澳等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并提升与东盟的安全合作关系，与盟国及安全伙伴一道打造“自由开放的印太”。

三是稳定日美同盟，同时增强自主行为能力。日本谋求对外战略关系的多元化并不意味着放弃日美同盟，相反，在国际权力格局剧烈变化的背景下，在战略安全领域，现阶段日本对美国的需求不亚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而且这种需求很难由第三方来替代满足，日本的安全感只能从美国那里获取。不过，连日本前驻美大使加藤良三都主张，鉴于特朗普“向独特的单边主义倾斜”，似乎选择了走“无赖超级大国”道路，日本要坚持实现自己所要求的朝鲜“完全、可核查且不可逆转的无核化”（CVID），需要拿出自主行动。具体来说，就是包括强化导弹防御在内的自卫能力。“在牢固的日美关系下，自立性更强的日本，应该是对世界稳定而言不可缺少的角色。”总之，日本一方面需要强化日美同盟，以确保有能力应付东北亚国际格局的变化，另一方面也需要对特朗普可能在日美同盟政策上突然变脸做好“B计划”，在外交和安全战略上提早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