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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1日，山东莱阳教育部门通过官网发布“莱阳小神童”的消息，多家媒体对小神童的故事进行了报道，这则有名有姓、易于核实的新闻报道，被炒作了十天才不得不辟谣。《新闻记者》杂志将这条新闻列为2017年十大假新闻，究其原因，编辑部认为 “神童”的话题能够引起公众的强烈兴趣，媒体在巨大的流量面前愿意跟风炒作“神童”新闻。[5]

2.报道对象的“泛污名化”

“泛标签化”就是乱贴标签，其直接后果就是乱扣帽子，报道对象的“泛污名化”随之而来。阎瑾,王世军在《新媒体语境下我国老年人形象污名化探析——以“大爷”“大妈”为例》[6]一文中探究了我国“大爷”“大妈”朴实善良、和蔼可亲的形象被颠覆乃至贴上碰瓷、扰民、低俗等标签的过程。文章认为污名化通常以标签化的方式进行,始于某个个体的偶发事件或行为,一旦被贴上标签、赋予特定含义后,就可能被社会广泛接受并用来指称某一群体或某种品质。

3.媒介公信力和社会责任丧失

为了使新闻标题夺人眼球，媒体常常会在标题中使用倾向性极强、感情色彩很重的词语来修饰新闻，这样过度的、暗含媒体评价并预设媒体倾向的标签会直接或间接地削弱媒体对事件理性客观的分析，导致媒介丧失公信力。

例如“XX门”标签最初诞生于用于1972年的美国政治丑闻，后续在2008年陈冠希“艳照门”事件、2012年各类政治丑闻中不断被使用，如今媒体将名人“打哈欠”“补妆”等很小的事件人为夸大成为“XX门”，这样的“泛标签化”其实是在消费媒介长期以来积攒的媒介公信力。

“泛标签化”新闻还容易造成“媒介审判”。无论是当年的刘涌死刑案、邓玉娇案件、药家鑫案件这样的重案大案，还是彭宇案等案情较轻但是社会反响强烈的案件，主审法官都受到了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其中的报道违背了记者真实、客观、全面地报道新闻事实，正确引导社会舆论方向的社会准则。

三、新闻报道“泛标签化”的治理

新闻“标签化”已经成为媒介吸引流量的重要工具，“泛标签化”新闻的治理既需要媒体以公共利益为主、增强社会责任感，也需要新闻从业者重拾新闻专业主义精神。

1.记者要增强思辨能力，努力做到客观公正

新闻报道的本质是一种建构，报道受到新闻从业者自身固有刻板印象和思维模式的制约，要想克服这种认知局限性，就要多引用官方的、专家的话语，少一些自身的判断，努力做到新闻报道的话语客观公正。

“贴标签”的深层认知是因果关系，因此新闻从业者在报道新闻事件起因时，要多方核实消息的可靠性。在万州公交车坠江事件中，《华西都市报》等媒体称其引用万州区应急办的工作人员的话，报道坠江事件的起因是“女司机逆行”，在社会上造成了负面影响。这样重大的灾难事故，记者应该多方核实信息真实性，从而避免新闻失实。

2.注重报道中的话语平衡

于子茹的研究认为社会群体间话语权分配的不平衡是“标签化新闻”产生的重要原因[2]，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话语权往往会掌握在社会权力集团和强势群体手中，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贴标签是十分常见的。弱势群体的话语缺席,是社会话语权不平等的体现,是优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语言暴力。注重报道中的话语平衡是消除“标签化”新闻的重要途径。

结语：

在如今媒体激烈竞争的时代，人们常将这一新闻现象的产生归结于媒体适应生存的需要，但一个事物的形成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产生的，新闻标签化现象也不例外。除了对媒介、对新闻从业者提出要求外，公众的媒介素养也亟待提高。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比尔·科瓦奇和汤姆·罗森斯蒂尔认为,全民都要掌握必要的新闻知识,学会怀疑性认知方法。他们认为,公众在各类公共事件面前,要由表及里,仔细甄别,去伪存真。相信在媒介、新闻从业者、受众的共同努力下，媒介市场会变得风清气正，不再需要滥用“标签”来吸引受众，“泛标签化”报道也不再能够吸引受众。

参考文献：

[1]王勇.从标签策略看新闻生产的意识形态性[J].国际新闻界,2010,32(8):62-66.

[2]于子茹.我国新闻报道中的“标签化”现象研究[D].河北大学,2013.

[3]栾轶玫,刘宏.渠道、介质与场景:媒介产品化的进路[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40(11):129-133.

[4]郑雅宁,范玉吉.法制新闻报道中的“泛标签化”[J].新闻战线,2016(23):59-62.

[5]《新闻记者》杂志公布2017年十大假新闻[EB/OL].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32142.

[6]阎瑾,王世军.新媒体语境下我国老年人形象污名化探析——以“大爷”“大妈”为例[J].传媒,2018(17):79-81.

(责编：宋心蕊、赵光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