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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的书店里，平野见到很多专注阅读的中国人，这个情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今天的平野看来，他们强烈的求知欲正预示了中国今日的发展。

实际上，平野与中国的接触更早，通过文学作品。

他一向关注中国文学。他的第二部作品《一月物语》就以黄粱一梦与庄周梦蝶的中国古典故事为背景。他最感兴趣的是唐代诗人，尤其欣赏“诗鬼”李贺，《一月物语》也引用了李贺的作品。

平野认为日语始终脱不开中国的影子，提到日语就必然要追溯中国古籍。他的一部新作是关于日语的“帅气（恰好が良い）”一词，而这个词的重要构成部分“恰好”最早见于白居易作品《白氏文集》。在日本，提到“帅气”很容易联想到“武士道”，其基本精神“义理”这一概念正是诞生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又经宋学深化，在传入日本后经过独立发展，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具有了举足轻重的意义。而今，日本的很多设计在中国也极受欢迎，这些设计背后的支撑理念就是“帅气”。在平野看来，中日两国文化就是如此在历史的长河中相互紧密连结在一起的。

除了李贺，平野还非常敬重鲁迅。他喜欢《阿Q正传》、《狂人日记》以及具有超现实主义特色的《野草》。在当代作家中，莫言的《酒国》、余华的《活着》、苏童的《河岸》、铁凝的《大浴女》等也是平野钟爱的作品。

“现在日本发行的中国当代作家的译作越来越多。以前多是莫言、铁凝，最近引进了余华、阎连科、残雪。虽然不是每一本都读了，但我也看了很多。”

“这些文风迥异的作品有一个共同点，也是中国作家的特点——将个体投放到风云变幻的历史中，巧妙地描绘个人命运在历史长河中的浮沉。这与日本截然不同。‘自我责任论’这个词在日本社会生长蔓延，日本习惯将人一生的成败过度归结于个人的意志和努力。”

“在这一点上中国作家很值得学习。这与我侧重社会性的作品风格也多有相似。虽然不知道中国作品是否容易被日本读者接受，但是日本人应该多读读这样的书。”

中日文学交流的最大障碍是语言

中日两国文学交流历史源远流长，平野认为自己在途中从前辈手里接过了“接力棒”，就有责任将它完好地传给下一代作家。

“当前日中两国的友好交流势头良好。借助翻译的力量，两国作家读了很多对方国家的作品，召开了很多座谈会。通过深入探讨，增进了相互理解，也萌生了友谊。”

“在这里，我看到了希望。”

在平野看来，两国作家有“文学”这一共同的基础，他们都在托尔斯泰、卡夫卡、加西亚·马尔克斯熏陶下成长，有着相同的体验。

“我们在相会之前，已经具备了相似的思维模式。这个共同点不仅存在于日中两国作家，也存在于全世界的作家。”

虽然有良好的基础，但是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学交流依旧存在“障碍”。平野认为，两国之间还遗留着政治方面的问题，包括历史认识在内。特别是日本政府、日本社会必须以健全的批判性去认识本国的过去。但是对于文学交流来说，这不是最大的“障碍”。从本质来看，文学交流中最大的壁垒还在于语言差异。

“译作数量有限，因此无法全面掌握对方国家文学的全貌。而且隔着翻译这道透明的屏障，恐怕也无法鉴赏到各自语言固有的美和深层含义。唯有一点点增加翻译作品数量，实际见面、交流才能克服这些障碍。如果相互理解得到深化，即便有翻译错误，也能意识到原文要表达的意思与之不同吧。”

《剧演的终章》不是落幕是启程

在参加完4月21日的中日作家恳谈会后，23日平野又出现在了北京芳草地的签售会，带着他刚在中国出版的新书《剧演的终章》。

《剧演的终章》签售会（中为平野启一郎，右为中国作家周大新。人民网记者张靖 摄）

这本书2016年在日本出版，1年间加印17次。2017年，它让时年42岁的平野站上渡边淳一文学奖的领奖台。

这部小说与平野此前的题材截然不同，完全以爱情为主线。他将时代的缩影折射进主人公的人生经历，人物的情感走向也反映着时代。

平野直言，这也是他从中国当代文学中得到的领悟之一。正因为处于困难的时代，所以必须把爱的价值刻画得更加具有说服力。